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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谁治水有功(组图)

发表：2011-08-07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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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治水防洪关系国计民生，历代爱民的官员都很重视。如“唐宋八大家”都是著名的散文大家，但他们多数都当过中央或地方官员，在治理水患上卓有贡献。特别是曾巩、苏轼和王安石，其治水业绩至今广为流传。

曾巩

曾巩：济南修建“北水门”

宋神宗熙宁五至六年（1072—1073），曾巩被派到齐州（即济南）任知州。在任时间虽短，但他积极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减轻农民的徭役，除暴安良，整治交通，干了许多有利民生的好事。尤其对济南的城市建设，他居功至伟。其中最主要、也广为人知的，就是他主持修建了北水门。

济南的南部是山区，地势南高北低。一到夏季多雨季节，南部的山洪连同充沛的泉水倾泻而下，汇集到市北低洼处，经常造成水患。正是为了消除济南的水患，曾巩一上任就决定修建北水门。

大明湖

北水门即当年齐州城的北城门，它建在曾巩为疏导大明湖水而开掘的汇波渠上。城门的规模和样式，同一般拱形的古城门差不多。所不同的是门洞下面不是大路而是水道，水道两边才是人行道。门洞的偏北处设有水闸；门洞上面矗立著雄伟的汇波楼。它建成后，当城内洪水过大时，便可通过水门中宣泄出去，减少了水害；而当城外的洪水暴涨时，又可关闭城门的水闸，防止城外的洪水倒灌入市内。因此北水门的建立，不但使济南多了一道壮丽的景观（“汇波夕照”为济南八景之一），更为济南百姓消除了水患，将水害变成了水利。至今，北水们依旧发挥着排水的作用，使大明湖“久雨不涨，久旱不涸”，任何时候都一片大明。

王安石

王安石：“荆公堤”与“穿山楔”

王安石是一位廉洁亲民的封建官吏。不论在中央还是地方，他都十分重视水利建设。

宋庆历七年（1047），26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鄞县（即宁波）知县。上任伊始，正逢大灾之年，他便下乡调查研究，向老农请教减灾除害的方法。老农告诉他，鄞县并不缺水，只是没有水利设施，既不能蓄水，又无法排涝，所以非旱即涝，灾害频仍。王安石听了老农的意见，上任的第二年就组织民工兴修水利。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行程一千多里，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实地调查，为各处水利建设作出规划。这一年，在他的主持下，全县兴修水利设施21处，大大提高了抗灾能力。

鄞县靠海，当地百姓饱受海潮侵袭之苦。为此，王安石主持修筑了一条从孔墅岭下河头、焦村，经石湫，折向霞浦到穿山的海塘。这条海塘全长15公里，有力地阻挡了大海涌来的狂潮，保护了沿海的农田，乡民将其称之为“王公塘”或“荆公堤”。为了进一步控制潮水，王安石还带领百姓开山劈石，修建楔闸。据《镇海民国县志》记载：“宋庆历年间，荆国王公宰鄞时凿山为之，筑堤捍浦为河，于堤西石岩凿三窍为楔，阔三丈六尺，高三丈。”这样，海潮来袭时可通过石闸控制潮水，解民之忧。百姓为感念王安石的恩德，“立荆公祠于楔左，岁祀之”。

此外，王安石还对东钱湖进行了治理。他组织和率领十余万民工，清除葑草，疏浚湖泥，立湖界，起堤堰，决陂塘，整修七堰九塘，限制湖水流出，抵御海潮侵入，从而解除了湖区周围及鄞县、镇海七乡农民的水旱之苦，充分发挥了湖区的灌溉和渔获之利。自此，“七乡三邑（鄞、镇、奉）受沾濡”，“虽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庄稼连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

苏轼

苏轼：苏堤、引水两丰碑

宋代大诗人苏轼，曾在多个地方做官，也屡遭贬黜。但他每到一地，都关心百姓疾苦，对防洪利民的水利工程尤其重视。

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由密州调任徐州知州。到任刚三个月，黄河在澶州决口氾滥，洪水冲向徐州，城下水深二丈八尺。身为地方长官的苏轼临危不惧，首先关闭城门，制止“争出避水”，以安定民心。同时征发5000民工，抢筑一道“首起戏马台，尾属城”的抗洪大堤，这就是著名的徐州“苏堤”。他还亲自到武卫营动员禁军参加抢险，自己则拿起工具，布衣草履，“以身帅之，与城存亡”。他夜宿城上巡查险情，屡过家门而不入。临危时刻，还以诗言志：“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一旦堤防溃崩，他甘愿像汉代东郡太守王尊那样，以身填堤，力挽狂澜，确保百姓和属下脱险。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官民团结一致，采取了积极有效的防洪措施，使徐州转危为安，保住了全城人民的生命财产。

在防洪除害上苏轼卓有政绩，而在引水工程中他同样建有奇功。如广州最早的自来水工程，就是苏轼倡议修建的。

北宋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广东惠州。在那里，他听说广州经常发生瘟疫，认为这是没有清洁水源，百姓喝不洁的苦咸水造成的，于是他便给广州太守王敏中写信，建议他采纳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的意见，在广州修建清洁水引水工程。这一工程要将离广州20里的蒲涧山滴水岩上的水引入城中。具体方法是先在滴水岩下挖一大石槽蓄水，再将石槽中的水用五根大竹管引出，竹管连接处缠以麻绳，涂上油漆，由高到低直引入城中。在城中再置一大石槽接受山上引来的清水，然后再用五根竹管分流到城中的许多小石槽内，供居民汲取。再专设兵匠数人，定时沿线巡查维修，做好管网的保护工作。这样一来，广州城的百姓都可以饮上清洁的山泉水。为了把这件事办好，苏轼还积极向王太守推荐罗浮山道士邓守安，说他德行高尚，清正廉洁，不贪不占，热心公益，很受人尊敬，是负责这项工程的最佳人选。

在苏轼的积极建议下，王太守不负众望，立即组织人力，动工兴建引水工程。苏轼听说后非常高兴，又写信给他，建议施工时在每一根竹管上钻个小孔，用竹钉封上。这样当竹管发生堵塞时，就容易查出堵塞的部位，便于及时疏通。王太守虚心采纳了这些好建议，使引水工程顺利建成，解决了广州全城百姓的饮水问题。

苏轼这些好的建议，无疑是广州人的福音，值得世代铭记。然而他却在信中反复交待，千万不要说出这是他的主意。究其原因，固然与他谦虚的美德有关，因为他一向不愿宣扬自己。但更主要的，是他深知自己当时是一个“犯官”，深受当权者的猜忌、迫害。如果把自己公开出来，很可能会使这项工程因为他而流产。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在兴修水利为民造福方面，真是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一颗心几乎全部献给了贫苦百姓。

来源: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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