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研围城:院领导才是最大的"抄袭者"(组图)

发表:2010-09-03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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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评价一个老师,就像拧螺丝一样,越拧越紧,一套套量化考核标准在“折腾教授”,“学校就是要项目数。这是教育部排名的硬件。”有的学校还设立“学术驻京办”。

“比起媒体上讨论的‘汪晖’,个别拥有行政资源的学官们,其实是最大的明火执仗的‘抄袭者’。”

有些“精于此道”的教授将连续申报项目视作“生财之道”,有的高达上百万,也有人编一套假发票把家具以“学术经费”之名抱回家,“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心理过山车

“我昨天有项目,我就有水平,今天没有项目了,就水平下降了,我难道不是同一个我吗?”

53岁的胡学文是东南部某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顶着令人羡慕的“特聘教授”头衔。但这么多年,他似乎一直被困在一座看不见的围城之中。

仅对教授资格的滚动式认证,就令他够焦虑了,直到退休,都是他心头阴影。

如果项目明年结题,他的特聘教授资格将被取消,“特聘教授一年一评,必须承担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他绞尽脑汁找到了一个护身符——“延期两年结题”。

他盘算着,离他退休还有5年,如果能再申请上一个项目,就能把特聘教授的待遇保持到退休;如果申请不上,则被降级为“普通教授”。

国家社科办有规定,手持项目者,无权再申请新项目,必须等项目结题,他很矛盾,一方面盼着结题,一方面又想使项目延长些。

特聘教授比普通教授每年多5万元工资。如果失去特聘教授资格,损失的除了工资,还有面子。他曾经历过一次被降格的心理“过山车”。

因为曾承担199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4年他被聘为“特聘教授”。第二年学校政策改了,旧项目不算数了,他重又沦为普通教授。

为了重获“特聘”资格,从2005年开始,他每年都要申请社科项目,有次他的项目“入围”了,据当时政策,入围国家级项目,省里会补偿一个项目,但省级项目少,走关系的人多,他不想求人,最后空手而回。

直到2008年,他终于拿到一个国家级项目。但这一年,“特聘教授”的资格认定条件又加码了,除承担一个国家级课题,还要多承担一个省部级或市级社科项目,叫“一大一小”。庆幸的是,他过五关斩六将又申请到了一个市级项目,再次被擢升为“特聘教授”。

他的课受学生欢迎,打分在85分以上,他的词学专著早就成为专业的必读书目,但这些却无关紧要,只要没承担国家级项目就一票否决,“我昨天有项目,我就有水平,今天没有项目了,就水平下降了,我难道不是同一个我吗?”

他觉得学校评价一个老师,就像拧螺丝一样,越拧越紧,让老师不能消停,是“折腾教授”,他感到当教授越来越难,“学校就是要项目数。这是教育部排名的硬件。”

明火执仗的“学官抄袭者”

潜规则是,有行政资源的校长和院领导,主持一些重大项目时,号称“举全院之力”,其实只是挂名,实际操作的是青年老师和学生。

2008年入职的“海龟”赵涛刚踏入了围城。

他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再读博士后,据协议,必须承担并结项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否则不能出站。自从2008年底起他就开始发愁。

国家社科规划办通常在每年年底发布23个学科的“课题指南”,意味着申报课题只能是“规定动作”。

赵涛企图找到以往项目立项的规律,他买了一本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脱销的书,名为《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五”研究状况与“十一五”发展趋势》,定价198元。

令他困惑的是,有些越空洞的课题,研究经费越多。很多立项课题,他看不出有什么学理性,比如一项标价为50万元的课题是“如何与媒体打交道”。

当了30年教授的胡学文更清楚其中“潜规则”,他眼见某些有行政资源的校长和院领导,主持一些重大项目时,号称“举全院之力”,其实只是挂名,实际操作的是青年老师和学生,“比起媒体上讨论的‘汪晖’,个别拥有行政资源的学官们,其实是最大的明火执仗的‘抄袭者’。”

一位哲学教授把正在翻译的一本前南斯拉夫的哲学著作,直接当作“原创”,本以为够冷僻了,没想“克莱登”遇到“克莱登”,还是被告发了。

关于抄袭,国家社科办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2万多份申请材料中,有专家反映个别课题论证中多处存在严重抄袭行为。在会议评审中,也有评审组发现两份题目虽然不同,但论证核心内容和表述多处雷同的申报材料”。

浏览社科网站上的历年项目,年年重复,从国家、省级到市级、校级,上下“比葫芦画瓢”,各省间社科基金半斤八两。有些题目像“文字游戏”,比如“马克思主义和与时俱进”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出现。

赵涛买的那部厚书中说,外国文学类题目中,“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司汤达、左拉等研究,低水平的重复不少于80%。”

有的甚至连题目都一字不差,比如,两个关于大学生就业研究的项目同时出现在立项栏中,一个标价42万,一个标价15万,胡学文为此还打电话询问过国家社科办有何不同,对方答复,“一个是重大项目,一个是年度项目”。他还是一头雾水,不清楚“重大”和“年度”的判断标准。

胡学文也发现,“跟风”研究多,金融危机来了研究金融危机,四川地震来了研究地震,奥运会来了研究奥运,光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大同小异的有二三十个,有的经费高达四十多万,“还不如直接拨给灾后重建”。

而有些临时对策性研究,还没等结题已时过境迁,“纳税人的钱花出去了,打了水漂”。

赵涛听几位国家社科评审评委说,课题指南中三分之二题目是“坐机关办公室的出的”。有一年,一个单位组织雄厚的“实力”申报到了“指南”中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宣传思想研究》,当时标价8万元,因找不到相关材料,“特大课题成了特大难题”。

赵涛发现在指南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中国化”、“延安左翼作家研究”几个项目提供的金额很可观。他注意到国家社科办的官方阐释:“哲学社会科学除了个别学科,绝大多数学科内容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个别”学科,不想太改变自己的学术方向。

国家社科基金也经历了从没多少人申请到趋之若鹜的变化:198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只有500万元,2009年全国社科基金已近4亿元。

国家社科办网站谈到社科基金发展的喜人形势:“各高校普遍把是否承担、承担多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衡量自己研究实力的硬指标。”

仅去年全国社科基金项目受理机构就接到14万种材料,包括赵涛在内,加上省部级和级别更低的,是一个天文数字。

申报秘籍与“学术驻京办”

北大、人大、复旦、南大、浙大等重点大学入围率达33%以上,地方院校能申请到的比例小得多。

那段时期,被同事们描述为“黑五月”,拿赵涛的话说,填写申报材料就够“恐怖”了。

第一份申报材料投出后,他开始有一种恐慌感,决定模仿别人,普遍撒网,“碰碰运气”。每个月他都“改头换面”投出一两个,甚至投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基金里,但也泥牛入海。

他每次去科研处,发现校级项目的一摞申请书都长高一大截。他想,大的抓不住,小的也别跑了,顺便也摞上一份。

他甚至在网上看到义务传授秘籍的帖子,有一份帖子在传授了几十条“注意事项”后,不忘记叮咛一句,“不排除动用其他手段”。

作讲师的赵涛一学年每周有三门课,12课时,为了凑时间写申报材料,他把12节课挪到一天讲。讲完嗓子都哑了,每天没在凌晨两点前睡过觉。

一份申请书通常有15页。仅其中课题说明,要写5000到8000字,“申报项目是‘期货’,你把它说成一朵花,结果可能是一堆豆腐渣。”

最让他伤脑筋的是,在申报表中要分别填写“前期成果、研究意义、研究开展、研究内容”等。他看不出实际差别,但还得绞尽脑汁细分,把有限的几个词平衡分配到几个空格中,“投了20份,光申报书就有一二十万字”。

申报书投递之后,经筛选,被匿去名字和单位后,分到匿名评委处。这叫双重匿名。一份项目申报表由5名匿名评委打分。

胡学文作为国家专家库成员,有时被抽做匿名评委,经常接到各种“打听”电话。

2008年他自己申报项目时,见周围人都在打电话,托关系,一开始很不屑,但身在其中不由地产生一种惶恐感。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全国学术会议,遇到几个名单在专家库里的教授,也半开玩笑地打了个招呼:“请高抬贵手”。事后才知,此人并非相关评委。

以2010年为例,匿名评委有5362人,打听匿名评委如同大海捞针。

匿名评委审读堆积如山的材料也是苦差,“满篇都是套话”,而那些集体参与的专著,除了个别章节,大部分为“拼凑而成”。匿名评委有时虽分打得低些,但还是会给“通过”,都是圈里人,睁只眼闭只眼。

过了匿名评委这关,项目算“入围”。这一关刷下来八成申请者。以今年为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共申报27171项,4652个入围,入围率为17.1%。

接下来一轮,是会议评委的最后评审,由学科组长召集280名会议评委投票和开会表决。最后经领导小组审批后,正式立项2285个。立项率为8.42%。这一轮又刷下来九成。

  

“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国家社科办每年都强调严防评委被“攻关”。赵涛心想,既然要防止被“攻关”,说明“攻关”的存在,想到这里,他莫名地担心起来。而国家社科办的对策是,将会议评审专家库扩大,增加随机性和不确定性,降低“攻关”可能性,对个别信誉不良专家,要除名。

胡学文清楚历史:1995年开始的“211”工程,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授、博士、论文、获奖等数量作为考核学校的硬指标。

学校分等级,教授分等级,学科也分重点学科和一级学科。“211”学校会有数以“亿”计拨款倾斜。“211”外的大学,校长为了政绩和争取地方政府拨款,也向这些指标系统靠拢,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的学校还设立了“学术驻京办”,常驻北京争项目。北大、人大、复旦、南大、浙大等重点大学入围率达33%以上,地方院校能申请到的比例小得多。有些未获立项,也和“专家”是“外行”、“不对口”有关系。

一位副教授本来是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实力派,但5个专业不对口的古代文学“专家”评委乱点鸳鸯谱,把项目给了其他专业申请者。

“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要同时承担校级、省部级和国家级项目,赵涛只好把一个大题目拆分成几个小题目,“一石三鸟,一鸡多吃”。

立项结果终于在6月底公布。经过漫长等待,27171个申报者中,有人狂欢,有人沮丧,有人懈怠,有人焦虑。有的大学申请到一个国家项目,会放鞭炮庆祝,张灯结彩。

赵涛像买彩票中了大奖,他一下子收到国家和省级两个立项通知书,大松一口气,“我太幸运了。”像范进中举一样,有那么一瞬间,他产生了飘忽感。

赵涛只是围城中的讲师,如果要评副教授,需另承担一项省部级社科基金课题,还要在5年内发表5篇论文。评教授,就要承担一个国家级或两个省部级项目,还要发表论文。他听说有的学校评教授职称要求一年发表8篇论文,“太凄惨了”。

论文还要发表在指定的“核心刊物”,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需要经社科处认定,换算成相当于国内“核心刊物”级别,存在风险,因此学校也不鼓励老师发表在国外刊物。

要同时承担校级、省部级和国家级项目,赵涛只好把一个大题目拆分成几个小题目,“一石三鸟,一鸡多吃”。他思忖这有点“投机取巧”,“但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他觉得在现有体制下,就得在“让你做”和“你想做”之间找到平衡点,“你得想办法让自己活得不那么痛苦。”

“如果没有职称晋升的压力,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做。”他说。

在美国读博士时,他的导师发表论文也很难,但学校没强迫他写论文,“很多美国教授一辈子在大学教书,没见他出版一部专著和发表论文。”

对中国的博导来说,如果手里没课题,就无法带第二个博士生。博士生每人每月要发1000元补助费,一半由导师的课题费中出,一半由学校出,“现在学生选导师也很势利”。大学里很少有能超然的人。

北大一位副教授15年没晋升教授,一开始他没博士文凭,等读了博士学位,现在又说他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校以前还有一项规定,六年不晋升职称的,按自动解除合同办理,而10个人中只有2个能晋升教授,即使达标也竞争残酷。

原来北大中文系是教育部文科排名第一,现在因为承担社科项目和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等指标落后,被北京师范大学超过,屈居第二。学校和系里都坐不住了,急起直追。

北大也不能免俗,想到这一点,赵涛竟奇怪地产生了一种轻松感。

社科基金网站上的公告说,能一次性通过结项的课题为50%左右,还有50%左右需延缓结项。

赵涛的题目和政治的关系不大,但他也提醒自己,千万注意结论正确,“说过头话,你还要不要结题了?”

赵涛很幸运,今年7月,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顺利结项。

对赵涛们说,似乎“学术”与“申报基金”是一回事:学术就是申报基金,申报基金就是学术。

小人是逼出来的”

光荣和龌龊常在他心里交织,纠缠,变成一种折磨。

赵涛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月份结项时,报销曾花了他一周。

他的立项资助是2万元,6000元扣下作为结题时的评审费。学校还要抽取4%的科研管理费500多元,剩下的13500元归他使用,但所有钱都要发票才能报销。

大学教师的工资不高,讲师2000多元,副教授多500元。谁都知道做项目可增加收入。

尽管文科基金项目钱不多,但实际上花得更少。他贴了几百张发票,最后一数,才几千元,找发票令人头痛。

针对大学教师做课题的发票生意应运而生。自从立项后,他的邮箱里就不断收到卖发票的邮件。他一开始比较懵懂,一位同事开导他,“原则上商店里出售的一切商品都可算作科研用品”。他开窍了。电脑已经有了,但也不妨再买一款。

他问其他同事,如果经费没用完怎么办,对方答:多出几趟差,多坐几次飞机。

会议费、资料费、印刷费等各种花费都要预先填。有的项目规定餐票不能超过5000元,一张发票不能超过1000元,空调、彩电得另想办法。

他去统计局取个数据,一次要付100元,但人家不给开发票,取的次数多了,都没有票就麻烦。

胡学文看到不少教师对那些用关系弄到项目的老师愤愤不平,他感到其实那些老师也挺“可怜”的,省级项目本来就难申请,弄到了也只有一两万元,如果计划不好,还得往里贴钱,“都是些蝇头小利,弄得人斤斤计较,又要作假。”

胡学文现在的国家级项目,10万元,学校配套5万元。有的学校按照国家项目金额100%配套,以资奖励。

有些“精于此道”的教授将连续申报项目视作“生财之道”,有的高达上百万。其中多数是学校中的“权贵”,拥有行政资源,重大项目几乎被他们包了。

当然也有老师出来叫板,让那些累计拿了国家几百万基金的人晒一晒成果,比比谁的投入产出比更大?基金成果到哪去了?

胡学文让老婆替他管账,他的基金比较充裕些,老婆替他精打细算,还得给结题后的成果出版预留至少4万元钱。

1990年代,他出版学术书,出版社不问他要钱,还给他稿费。如今,出版社也把社科基金项目出版当成一个业务,知道你手里有国家的钱,都理直气壮地要,连他一向敬重的某知名出版社,也不例外,“要了出版费,再卖书,赚两次钱”。

把足额的钱报销回来的活,把赵涛炼成了半个财务专家。

学校财务处,结题的人排成了长队,像在银行门口,他拿号等到下班还没轮上,等第二天再来排,又没排上。

会计在他的报销单里翻翻,“去年的票不能拿到今年来报。”会计警告他。难怪每年年底,他都见同事们在突击花钱。

有一次,他听会计抱怨,“什么人嘛?把买家具的票也作为科研经费来报销?”

说的是别人,但他的脸上也一阵发烧,自己也干过这种事,他也很自责,把空调彩电抱回家感觉像小偷,还要编一套假发票来骗人,“谁愿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来的。”

他也变得愤愤然起来。他觉得一方面给国家项目做事,是合法的,光荣的;但另一方面,做假发票,又从心理上觉得不光明。光荣和龌龊常在他心里交织,纠缠,变成一种折磨。但赵涛习惯了也变得麻木了,放着钱不报是傻子。

他留学时做过纽约的一个城市项目,基金会把一张支票给他,怎么花就不监管了,也不要发票,最后把成果给人家就行了。

直到第七天,赵涛终于把“属于自己的钱”弄到手了。

近几年,胡学文发现他的收入增加,不是靠工资,而是靠承担项目,它们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越来越心生退意,想逃离围城,“理工科那套量化考核法硬套在人文学科上,和评职称、高校排名等各类评估结合在一起,这种体制不打破,中国学术没有未来。”

他注意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定稿中,删去了初稿”逐步去行政化“中”的“逐步”二字,他急切地关注何时迈出这一步。

7月,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科振兴计划”出台,引发媒体和高校教师热议。该计划称“十年不发论文、不承担课题也可以当教授”、“给教授配备助手”等。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叶高翔说,一刀切的数字化考核“导向的是急功近利的学风”。

“我把压力转嫁到我这里,有可能短时期杭州师大的排名靠后、指标低,但从长期看会见成效,会出《红楼梦》这种作品,比出多少论文,更有价值。”

胡学文很赞同这个物理学博士出身的文科大学校长的改革理念,但他对这项改革能走多远心存疑虑,在整个学术生态大一统的环境下,它能单独撕开一角天空吗?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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