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11日，中国城管继贵州安顺打死残疾人小贩后又创新闻记录：同样是中国西部贫困地区贵州省的黔西县，城管暴力执法引发民愤，近万民众聚集街头，掀翻、焚毁多辆当局执法车辆，继又往公安局、县政府抗议，酿成贵州继震惊全国的甕安事件后的又一重大公共事件。城管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的焦点。
当今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职业群体，当属〝城管〞。成群集队，鱼龙混杂，拆房毁屋，殴打民众，欺凌小贩，无处不见它们的身影。尤其是近年来的无数血腥暴力拆迁，无不是其杰作。〝城管〞恶行之昭着，臭名之远颺，其它无出其右。
〝城管〞何许群体也，人性如此之恶？在〝中国特色〞中，〝城管〞算是一个典型。诞生于〝改革开放〞后80年代的几个省会城市，后来下扩到所有县市。最初的级别叫城管队，职能是收取小商小贩沿街占道经营的〝占道经营费〞，驱赶、取缔主要交通要道占道经营的小商小贩。人员工资自收自支。有政府给职权、定职能，自己找饭吃的味道。后来城市拆迁成为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突出矛盾，城管又成为政府进行强拆的别动队。多年来，城管的法律地位一直很模糊。制服几易，时穿时脱，不官不民。至于人员构成，早期几乎都是来自街道无业青年，与今天〝协警〞、〝协勤〞的地位相似，属于合同工性质。后来城管与市民的冲突日多，为了增强城管行动的权威性，各地将城管队升格为城管局，人员也过渡成了吃财政饭的基层行政人员。从城管机构的演变可见，各地城管的基本人员构成，大多是受教育不多，家境处于下层的主。因为本身资源有限，进不了其他更好的领域，只好进城管吃街头饭。关于城管普遍的暴力行为，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城管、保安为什么会打人》一文中认为，〝要从中国的社会结构来找问题。中国是一个分层的社会，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在学校里没教过，到了社会上受到的生活经验更加深了人与人不平等的观念。他们平时处于社会低层，经常受特权人士欺负，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可是一旦他们有了一点特权，就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利用。城管和保安都要穿制服的。一套制服上身，就能够耀武扬威，平时受的气现在有了出气的机会。所以他们凭着自身这套制服自以为了不起，动不动就会打人。〞
读了茅先生的文章，不觉想起另一位先生描写当年侵华日军的一篇文章。说的是，当年的侵华日军中，迫害中国人最残酷的，是出自九洲、四国的部队。九洲、四国是当时日本最贫困的地区，士兵几乎都是来自最下层的人民。而恰恰就是这些在国内最无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从军后表现得最〝爱国〞和效忠〝天皇〞，对中国军队作战最〝勇敢〞，蹂躏、屠杀中国老百姓最残忍。原来，这些鬼子平时处于社会低层，经常受特权人士的欺侮，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可是一旦他们自己有了一点特权，就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利用。〞平时的矿工、农民一穿上〝皇军〞制服，面对弱势的中国老百姓，就找到了发洩的机会。通过对中国百姓的施暴，平衡在国内的卑微地位和心理。
其实，九州四国的日本士兵心理形成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是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人，在国内他们一无所以，他们与其它高层人士共有的、以及能够带给他们平等感的，只有〝日本国民〞这一称谓，他们只有在穿上军服，蹂躏更弱小的民族时，才找到一种虚幻的荣耀。因此他们特别〝爱国〞。因为这个〝国〞，是他们唯一的荣耀。而迄今为止，很多时候，在有数的几个国家，对同胞、对他国民众的施暴，都是在维护国家利益或〝爱国〞的口号下堂而皇之地进行。当然，城管对普通民众的暴力倾向也好，日本鬼子对中国民众的残害也好，其中除了有显示个人地位提升的情绪冲动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对其职能定位的驱动。也就是说有当差衙门，身不由己的因素。这才是个人行为受职场操控远大于受人性影响的根本原因。正本清源，消除基层政府部门行政、执法暴力行为，当然不能忽视对人性惰性的改造，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解决国家行政理念和体制做起。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城管、鬼子之外的群体——愤青。这是一个近年来引自国外的名词，意指〝愤怒的青年〞。按百度释义，狭义上指对社会、政府、国家的明天彻底失去希望，具有激进情绪的人。在国外，典型的愤青表现有两类：其一是跑到别的国家与自己国家的政府作对，有国际主义味道；其二是以自己的理念与所有国家的政府作对，有自由主义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巴的切.格瓦拉算是一个典型。中国的愤青总体上说与此不完全同，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爱国〞——其实就是爱政府，多民粹主义情绪。对此，自己的一次见闻颇能说明问题：那是乘出租车，那30左右的司机一直在骂：骂物价暴涨、骂官员腐败、骂苛捐杂税乱收费、骂跑车辛苦收入少、骂政府强拆民房、截持访民......一路愤愤不平。这时，车上收音机报导美国对台军售，，中国政府官员发表抗议性谈话。这位老兄立马话题一转，兴高采烈大谈中国政府应该如何用导弹打击美国航母，如何武力拿下台湾，并表示有机会自己要投军参战。彷佛他此前所骂的一切都是台湾美国带来的一样。这种现象，在中国网络上也特别突出。不少网民反对强拆，反对截访，反对腐败，反对社会不公、官商勾结、鱼肉百姓。我们可以见到，类似言论几乎都是〝一边倒〞。然而一谈到台海冲突、中美矛盾，一群人顿时群情激愤、喊打喊杀，大有奋不顾身、捐躯爱国之态。全都忘了一切的社会弊端，都是这党之国、官之国、权贵之国所致;与台湾、美国绝无关系。此无他，盖我们本身一无所有，我们与权贵们所共同拥有的，只有〝中国人〞这一个称谓。只有〝中国人〞这一点能给我们平等的感觉。这是一根牵挂着我们的虚幻荣耀的稻草，我们必须死死抓住它。这类人，坊间称为〝愤青〞。当然，这里的〝青〞，并非单纯年龄概念，而是指一种缺乏理性的、扭曲的、内自卑外自大的群体性格。毫无疑问，这样的人，一旦穿上城管、保安的制服，同样会拿更弱势的对象出气。一旦穿上〝皇军〞军服，同样会成为残害他国民众的凶手。
针对中国的这一国民性，鲁迅先生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说过，被婆婆虐待的媳妇做了婆婆，往往更虐待自己的媳妇。被老板盘剥的工人当了老板，往往对工人更盘剥。当然，鲁迅先生这里批判的不仅仅是一种国民的劣根性，更是批判孵化这种劣根性的社会形态。中国当今的城管、保安的种种恶行证明，时间进入21世纪，人性之恶以及这种恶依附生长的社会形态并没有成为历史。所谓新中国的屁股上旧社会的胎记并没有褪去。或者说所谓〝新〞，只是旧酒换装新瓶。用宜黄官员的视点，用强拆建起来的当今中国外表固然〝焕然一新〞；但这样的〝新中国〞要在文化、制度等国际价值认同上进入现代文明国家行列，明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茅先生把中国城管现象归结于社会结构，进而厘出特权思想，主张以反对特权改造城管之类的人性之恶。这当然有理。不过茅先生主张反对特权不直接诉诸民主，不免让人一头雾水。须知，城管之所以敢打人、能打人，乃是政府有关部门默许、纵容之故。如果背后没有整个国家机器的支持，区区城管焉敢胡作非为！如果说城管有打人的特权，这种特权也是从上到下授予的。特权的产生，正是专制政治下的官本位等级制所致。而能够从根本上改造专制官本位等级制土壤的，只有民主。民主社会没有特权的容身之地。也绝不会有城管、鬼子和愤青。特权集团之所以视民主为大敌，就是因为深知民主是特权的克星。撇开民主而谈反特权，无异于缘木求鱼。
当然，城管，鬼子，愤青本质上不是一回事。我这里说的，只是他们共有的一种行为心理状态。也就是扭曲心理的扭曲释放。就具体行为来说，城管施暴的对象是国内更底层的百姓，是奴仆欺负奴隶，因此显得可鄙可耻。鬼子残害的对象是他国民众，是强国的奴隶残害弱国的奴隶，可怜可恨。愤青则不过是想与它国一战，藉以与权贵同胞分享〝中国人〞的平等和荣耀，至多可笑可悲。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愤青也可能成为鬼子，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好在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过去的世界，我们完全用不着为此担心。而城管也好，鬼子也好，愤青也罢，折射出的，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制度的痼疾顽症。这才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所以，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国城管保安们的人性之恶，根源是社会结构之恶，更是政治制度之恶。要除恶，必须民主，只有民主！在当今政治生态下，这当然很难。但不论多难，只要去做，总是有希望的。这里套用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民主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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