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代的中学教育－－每天就是跳“忠字舞”（网络图片）
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在统一意志指导下的全民运动，是一种普及性的政治教育。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然而，由于它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又带有“特殊”的教育性质，这种性质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是“文化大革命”赋予它的特殊印记。笔者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教育背景下度过了中学时代。
“千万颗红心在剧烈跳动”
1968年3月吉林省和长春市革委会成立之后，形势的发展真可谓迅猛异常。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面铺开，那些被两派武斗期间所“冷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黑帮”分子，重新被拉出来批斗，被办学习班、关“牛棚”、蹲“小号”，备受折磨。这还不算，暗藏的“阶级敌人”不断地被挖出来，私设的羁押场所人满为患。在打击敌人的同时，出现了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颂扬”的热潮，这是继“文革”初期领袖崇拜的第二次高峰。广播电台、报纸、杂志等一切宣传工具和手段，都充满了对领袖人物的赞誉之声、溢美之词。
196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了向门合同志学习的命令。门合是青海省军区某部二营副教导员，1967年9月5日在执行支左任务中，由于装置土火箭时炸药意外爆炸，门合为保护在场的27名阶级兄弟，猛扑到炸药上，献出了生命。
《命令》中称：门合同志“二十年如一日，一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此即“三忠于”——笔者注），“以他光辉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为了表彰门合同志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此即“四无限”——笔者注）的崇高品德，决定追授门合同志‘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的光荣称号，并号召全军指战员向门合同志学习”。自此，一场“三忠于”、“四无限”的表“忠心”活动席卷全国，深入千家万户。
这年夏天，我到长春市某中学报到。学校完全按照部队建制编班，有向解放军学习、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含义。我被分到“一连八排”。
长春“武斗”时期，我已有一年时间未踏进中学校门了。重新回到课堂，学习内容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政治教育的内容几乎占据了二分之一，其他课时被大大压缩。以学习时事政治、进行思想教育为主的政治课，往往成为衡量学生优劣的尺度。语文课也多以政治内容为主，被称为“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成了必修课，要求每个学生都要背诵如流，烂熟于心。就连有限的几篇古文，也不遗余力地向学生们灌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平民意识，以体现阶级的差异。
第一堂英语课，学生们接触的单句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chairman mao is our great teacher……（删节，意为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即“四个伟大”）。每天的课间操，就是大跳“忠字舞”。数百名学生在操场上像做操一样散开，这时，广播喇叭里传出《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歌曲，师生们随着曲调手舞足蹈。有一天，由于我做得不认真，被站在高坎上领舞的体育老师看见，他非常生气，把我狠狠地训斥一番，又叫我跳了一个“独舞”，算是对我的惩罚。有一位姓蒋的同学，是部队干部子弟，对这种全民“竞舞”的活动颇不以为然，事后对我说，搞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有什么用处？简直是在歪曲毛泽东思想。我当时听了感到很惊讶，他竟能说出多数人连想也不敢想的话来，我急忙劝告他，你可千万别当外人说，这可够“上纲上线’了！
这种政治狂热的内容不断丰富，形式灵活多变，并且被推而广之。从首都到边疆，从南方到北方，全国变成了“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无论是机关、学校，还是厂矿企业，每天早晨要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然后要进行“天天读”，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时事政治；大量的金属材料被用来制作毛主席像章。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上街宣传，集会；晚上还要进行“晚汇报”。
那些被打倒的“牛鬼蛇神”们，是没有资格参加这些活动的，他们只能跪在地上，对着毛主席像“请罪”，口中或念念有词，或嘟嘟嚷嚷，忏悔自己的“罪行”，表示自己痛改前非的决心。
我家住的大院里也开始活跃起来，常有街道组织的宣传员到居民委，教老头老太大们跳“忠”字舞。几个女宣传员是副食品商店的，“文革”初期就很活跃，推着卖菜的车上门服务，同时不忘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文艺“阵地”，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她们胸前的毛主席像章，从最初的纽扣儿大小，变成了“小碟儿”，别在用红色绒布做成的红心上，挂在脖子上。
每次表演开始，都有几句时髦的开场白：“永昌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现在开始战斗”，真像坚守“阵地”似的，手捧“红宝书”，昂首挺胸，十分虔诚的样子。
打那以后，宣传阵地扩展到了每家每户，邻居有办家庭学习班的，有坚持“早请示”、“晚汇报”的。母亲每天哼着从街道学来的歌曲：“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贫下中农瞧着你，心中升起红太阳。”这首有点东北民间小调韵味的歌经她一唱，就像是哄小孩睡觉一样。
这年秋天，军宣队进驻学校，队长姓贾，是部队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据说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有一篇叫《红箭射黑靶》，是批刘少奇的，班级里还组织过阅读学习。由于他经常参加市里组织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巡回讲用，师生们对他很是敬畏。队员里有一位姓李的战士，常在学校集会时高谈阔论，“最高指示”随口即来，运用得恰到好处，因此，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李大嘴”。还有一位队员是江苏兵，忘记了他的姓名，常在体育课时，代替体育老师上“军训”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叫丁宁（化名——笔者注）的军宣队员，和我的年龄相仿。据说他12岁当兵，除文艺兵之外，这在步兵连队是极少见的。
一天下午没课，我和几个同学到乒乓球室打球。李华仲坐在一旁看《南方来信》，这是一本书信体纪实丛书，反映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不知什么时候，丁宁推门进来，问李华仲在看什么，李说是《南方来信》，丁一把抢了过去说，哼，胆子够大的，你还敢看黄色小说，没收了。
李华仲一边争辩，一边上去抢。丁把脸一沉大声地说，你还不服哇，那就和我到“军宣队”走一趟吧。同学们知道去军宣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好把李华仲拉走。李愤愤地说，什么狗屁军宣队的，一个小“鼻涕孩儿”，懂什么香花、毒草？你肯定是看过了，要不你怎么知道是黄色小说呢。
我知道丁宁所说的“黄”，是指书中几处美国大兵蹂躏越南妇女的描写。那个时代，除了毛主席著作之外，任何书籍，都有被视为毒草的可能。
12年后，我竟和丁宁不期而遇，在大连陆军学校共事5年。当我向他提起那段往事时，他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
1968年，长春市兽医院的孙焕钧，在一份“检查交代”材料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在他们被作为“专政对象”到某工地进行劳动改造的时候，就在工地旁边一栋新建宿舍里，一位12岁的女孩子，在跳“忠字舞”时，不慎一脚踏空，从4楼阳台上跌到地面，不幸身亡。交代材料里把小女孩的死亡称做“牺牲”，说她是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心”而“牺牲”的。它纪录了一个年代的“特殊”政治氛围，也在一些人的心里投下了阴影。
往事如烟，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曾经反复推敲和思考了这个命题。在今天，特殊教育大抵是指对身体有残疾的学生所从事的教育吧，我不知道是否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但是，那个时代的“特殊”教育，是抱着“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的目的来进行的，在大讲“阶级斗争”的政治条件下，试图对青年学生们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领悟到了什么呢？它对一代人构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今天的人们如何看待那场全民性的运动，并引以为训，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