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现实重复历史的时候，往往会引起人们对历史惨痛的记忆，54年《红楼梦》大批判距今已经五十年了，这个历史事件已有不少人评说，但是各种猜测式的评述使人觉得历史真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近读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了解到作者花费了数年之功，查找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也采访了当事人和知情者，以翔实的史料，叙述了这场运动的发生、发展直至结束的整个过程，挖掘了这场运动由学术研讨转化为思想改造运动的成因，涉及到了思想、政治、文化和红学研究诸多领域，对于这个历史事件，我不清楚别人是如何理解的，但我更愿意对它作思想史的解读。看罢那个“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舞台，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的真实还原，而是一个残缺的思想史的还原。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健忘，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司空见惯的事，从十七年到文革十年以至于后文革时期有多少知识分子不是一边整别人又一边被别人整？有几个人真正吸取了那个时代的惨痛教训？在今天，《红学：1954》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和那个历史事件，依然具有当下意义，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历史事件（或历史文本），那么“当下”就变成了审视的目的。在这样一个目的下，历史事件本身的真实性，其实并没有真实的作用，而真正起作用的是蕴藏在这个历史事件（历史文本）背后的思想史价值，这个思想史价值就体现在54年《红楼梦》大批判运动是当代思想史的现代性展开，它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工程；二是要以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重新解释《红楼梦》。在思想史上，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发生变革之后，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也要随之变化，对于毛泽东来说，意识形态的革命要远比经济基础的革命更重要。所以54年红学大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和俞平伯过不去，也不只局限于《红楼梦》研究及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批俞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批判胡适，49年以前胡适被认为是国民党“罪大恶极的帮凶”之一，49年后胡适与蒋介石就成了“一文一武”的人民的公敌，批判胡适就是要从文学、哲学、历史学等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彻底清除胡适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统治地位，夺取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李、蓝两位小人物的文章只是被毛泽东作为批判“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的导火索，今天看来，即使没有李、蓝的文章，清算胡适的运动也肯定要展开。孙玉明《红学：1954》对毛泽东的胡适情结有自己独到的解释，胡适是“五四运动”时期中国青年的精神领袖之一，毛泽东也是胡适的崇拜者之一，他在北大要求拜见胡适时遭到冷遇，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49年以后，毛泽东依然希望胡适能够留在大陆，但胡适不仅和蒋介石一起去了台湾，还接连发表反共言论，胡适的影响力毛泽东是深深知道的，由于俞平伯是胡适的弟子，毛泽东就借批俞来批判胡适，一方面了结了昔日的恩怨，另一方面也巩固了文化领导权。
不过孙玉明的诠释只是这场运动和这个历史事件的本质化的诠释，真正值得关注并引人思考的是这个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戏剧性的变化，当时深陷其中的精英知识分子命运的变化，成为由历史苦难积累起来的思想史资源。这场大批判所造就的历史苦难，是当代思想史永远无法吞咽的苦果。
记得牟宗三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命运会和吉卜赛人差不多，整个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尤其像吉卜赛人，《红学：1954》通过大批判这个历史事件的叙述与审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漂泊的命运，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解读历史事件的角度，发现了一些被遗弃的或是被舍弃的文献与史料，这就使得对这个历史事件的另面描写成为可能，这个另面描写就是知识分子的两面性和犬儒主义。
任不寐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三大精神缺陷：道德功利主义、政治极端主义和生活机会主义。这个评价用于54年《红楼梦》大批判一点也不过分，除了极少数有真正良知的知识分子以外，大多数的受难者同时也是施难者，这也许是他们当初根本没有想到的，如周扬、冯雪峰、林默涵、胡风、何其芳、丁玲、舒芜、周汝昌等，对他们的人格、品行既要全盘否定，也要抱着同情理解的心态，实事求是地辨析、阐明，中国的政治力量太强大了，正如金耀基在《中国传统社会》所说的那样：“在中国，政治在文化因素中是最重要的，甚至可说是唯我独尊的。”在那个极左的时代当政治权威者拥有不可撼动的权力时，传统文人的犬儒人格就物化为一种保全身家性命的应急本能，也奴化为一种攻守自如的生存策略。在舒芜等人的身上，就发生过这种精彩的演出轮回。这种变异的人格在权力的操纵下，不仅成为权力施虐的工具，同时也成为权力魔杖的祭品。面对极端的历史我们就无法说清楚批判者如何在现代性历史进程中，这些最有“知识”的知识分子是怎样采取反人道、非道德的野蛮手段，来彻底颠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把人当作人看的常识性价值理念，也许谁也不愿意做“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敌人”，谁也不愿意把脆弱的头颅伸向无坚不摧的革命的钢刀；《红学：1954》以还原历史还原思想史的方式，让我们从历史事实和文献材料中感受知识分子曾经遭遇、同时也主动参与的文化悲剧。这不止表现作者锐利的学术眼光，也昭示了还历史真相的道义力量和学术勇气。
但丁说人生是一枝不能回头的箭，其实历史才是一枝不能回头的箭，所以反思历史，清理一个历史事件，是需要“第三只眼”这种独到眼光的，这种眼光俗称“鬼眼”，具有“鬼眼”的作者是一种猫头鹰式的非凡的恶鸟，用非凡超前的嗅觉，在平凡的事物上嗅出死亡的气息，最后发出不祥之音，以儆世人。《红学：1954》是一本能让人在灵魂深处发生海啸的书，回过头来看这段热闹而又苍凉的历史，真是应了莎士比亚的话：天地大舞台，人类是俳优。
五十年后再看这场历史悲剧的时候，它为我们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黑洞的进行深层探究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也为我们在现代性伦理语境下，重构失落已久的道德信仰，提供了支撑价值体系的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