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是中苏关系研究中的大题目。东北革命根据地在奠定人民共和国的根基方面所起的作用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弄清东北根据地与苏联的关系，也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弄清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与苏联的关系。因此，这个题目需要写一系列的文章或专著。本文旨在利用中俄文献，揭示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关系方面最基本的事实，以期引起专家们的兴趣，共同探讨。
一、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东北形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是在1948年初。从1945年8月中共冀东部队出关，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东北就形成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转入战略反攻，这一伟大胜利的取得，如果没有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能够方便地取得苏联方面支持的有利条件，是不可能的。
苏军从东北撤出（1946年5月初）之前，允许中共部队进入东北并配合中共部队接管了东北57个战略据点，构成了东北解放区的基础；又转交了大批关东军的武器，改善了出关部队的装备，使出关部队顶住了国民党最精锐部队的进攻。
苏军撤出东北后，大规模的内战首先在东北爆发。国军集中优势兵力于1946年5月19日攻占四平，然后乘胜北进，占领长春，前锋曾一度渡过距哈尔滨不远的第二松花江。在此前后国军向东满、南满、西满等地发动进攻，占领了各地区的铁路线和交通要冲，将解放区分割成北满、东满、西满、南满等几块孤立地区，对解放区实行严密地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企图各个击破，最后全部消灭。东北野战军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毛泽东于1945年12月28日给东北局下达在三四年内将东北建成巩固的根据地的指示：命令东北局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放手发动群众，“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把相当一部分部队分散到各军区去，从事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的任务。
根据中央的指示和适应在新形势下的战争需要，中共中央东北局相应地建立了北满（原吉黑）军区、南满（原辽东）军区、东满（原吉林）军区以及西满军区，领导东北野战军全力投入了根据地的建设。其中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军区所辖地域最大。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1946年8月7日成立）和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都设在哈尔滨。哈尔滨是整个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北满地区与苏联阿穆尔地区和远东地区相毗连，形成了背靠苏联的态势。此外，在苏军当局的协助下，旅大地区最早建立“民主政权”，同时也是最早形成的最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但这五个解放区都互不连属，不得不各自为战。
由于国民党军队控制着交通线和战略要地，中共东北军政当局首先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必须解决各个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联系，否则根据地的巩固便无从谈起；而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取得尚在苏军控制之下的旅大地区和朝鲜的帮助。因此，在1946年国军占领中长铁路以后，东北局便及时提出借道朝鲜北部，开辟水路运输通道，解决物资转运和物资交流的设想。
东北局的要求，立即得到苏联和朝鲜方面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中共中央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很快在平壤开始办公，在朝鲜开辟了四条水路交通线：一条是从安东（今丹东）经新义州、南阳到图们的陆上交通线，一条是从通化经辑安、满浦到图们的陆上交通线。这两条陆上交通线是贯穿朝鲜北部，沟通南满与北满的重要走廊。另外两条分别是大连到南浦和大连到罗津的海上运输线。从大连装船抵南浦或罗津港再连接陆上交通走廊，可直达北满。
这两条海上运输线成为沟通关内外、大连与北满的主要通道。这四条交通线的开辟成功，实现了东北局将朝鲜北部作为隐蔽的后方，支持南满作战的方针，解决了各根据地人员和物资转运问题，将北满、南满和旅大根据地联系到了一起。为同统一和协调驻朝鲜苏军、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抄写三方关系，在平壤成立了军事合作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解决对进入朝鲜境内的东北中共军队的整顿、控制和为他们提供医疗和休息场所，以及过境问题，朝鲜的粮食食盐、工业品和苏联的军火向东北转运以及朝鲜与东北贸易问题。
1946年11月，国民党军队以优势兵力进攻南满。中共南满部队主动放弃安东、通化，先后有18000余名伤病员、家属和后勤人员撤到了朝鲜境内；有85%的战略物资转移到鸭绿江以东。在安东、通化收复后，绝大部分人员经陆上通道回到了东北解放区，两万余吨战略物资几乎完整无缺的运回了南满。经这四条交通线使北满的粮食和煤炭，大连的食盐、布匹、医药和医疗器械以及工业原料等得到了交流。所转运的物资已经无法全面统计，仅有据可查的，1947年头7个月就转运了21万吨，1948年全年为30.09万吨。过境人员1946年下半年有18批计3000人，1947年春由安东去辑安的有2000余人，由大连去临江者3000人，由大连去北满的干部2000余人。到1947年6月总计经朝鲜过境者不少于10000人，辽东地区随来随往者，尚不计其内。1948年通过图们—南阳口岸的过境人员达8685人。许多著名人士，如李济深、沈钧儒等人参加新政协会议时，都是从香港，经海上通道，转赴哈尔滨的。途经陆上通道的中共高级党政干部有陈云、李富春、朱瑞、刘亚楼、肖华、张爱萍、韩先楚、周保中、于若木、蔡畅、李立三、伍修权、腾代远、韩光、欧阳钦、何长工、杜平、李一氓、吕东等。
另两条重要水、陆通道是中长铁路和松花江航道，这是直接与苏联沟通的生命线。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长铁路由满洲里经哈尔滨至绥芬河的北线和由哈尔滨至旅顺口的南线所组成，国民党军队仅仅控制了南线的长春以南至旅大地区的路段，而北线基本上由东北野战军所控制。
由于北线分别与苏联境内的外贝加尔地区和远东地区相连接，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在苏军进军东北期间，日本关东军在仓皇撤退的同时，破坏了长达1500公里的铁道，摧毁了电讯联络和信号系统，炸毁了铁路桥梁和供水设备。日军还破坏了海拉尔、博克图、横道河子、牡丹江等铁路大站的机车库，拆除了57个车站和会让站的线路，炸毁了东北最大的牡丹江蒸汽机车修理厂，可以说整个北线被彻底破坏掉了。在苏军进军东北之日起，苏联技术工程人员就随军展开对该线的改建和修复工作。1945年8月10日，第一辆火车头开到绥芬河车站，铁路之恢复工作即宣告开始。哈尔滨是中长铁路最大的铁路枢纽。9月4日，一批苏联铁路专家抵达哈尔滨车站。紧张的铁路恢复工作首先在“哈尔滨铁路连接点展开”，将1435毫米的日式窄轨改为1524毫米的苏式宽轨，并修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线路、桥梁和铁路附属设施。
松花江航线是北满根据地与苏联联系的另一条交通大动脉。1947年4月，在苏联远东外贸运输公司哈尔滨分公司的协助下，开通了松花江航线，在佳木斯、富锦等处修建了码头，在哈尔滨增建了码头，从当年5月，苏联船只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共青团城向松花江中国各港口定期供货。当时，位于航线上的佳木斯市是仅次于哈尔滨的第二大城市，是东北解放区最重要的后勤基地，军事院校和中心医院，重要作战物资都集中在这里。东北局成员张闻天与苏联外贸和运输部门密切合作，在1947年和1948年松花江通航期，保证燃料、药品、衣服、靴鞋等大批必需物资源源不断的运来。这些物资又从佳木斯转运到各急需的地区。
由于有中东铁路北线和松花江航线，以及朝鲜通道和经大连的海上通道的畅通，保证了南满与北满根据地的联系，国民党分割剿灭东北根据地的策略被粉碎了。这是苏联和朝鲜对东北根据地的最重要的支援。
“东北民主政权”初建时，东北经济千疮百孔。日本14年的掠夺，已使东北经济不堪重负，加上战争的破坏，造成工矿歇业，铁路停运，商业凋敝，外贸断绝。这种没有物资交流的情况，极大的影响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很显然，不打开内外贸易的渠道，不用说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就是维持“民主政权”的存在也是非常困难的。
为战胜困难，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之初，即着手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并积极开展对外贸易，而外贸对象当时只有苏联。1946年8月东北贸易总公司正式向苏联外贸机构提出开展贸易的建议。11月，刘亚楼与苏方负责人面谈，答应每月输出23万吨粮食，苏方才允许商谈。同年12月2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与苏联外贸机构的谈判在伏罗希洛夫斯克市结束。东北贸易总公司与苏联远东公司和全苏粮食出口公司正式签订了协议，协议规定：用以货易货方式，东北解放区向苏联输出粮食（包括大豆及其制品）100万吨，肉类1万吨，以及禽蛋等物资；苏联向东北提供布匹、棉花、棉纱、食盐、工矿原材料、机器零配件、机油和医药用品等。双方输出入总额均为东北地方流通券362亿元。由于对余粮数量估计过高，外贸缺乏经验，协议签订得过于仓促，东北贸易总公司并没有完成贸易定额。粮食欠缺41%以上，肉类欠缺43.5%，只有鸡蛋完成了任务。尽管如此，但毕竟是开通了对苏贸易渠道，“换进了一大批棉制品等日用工业品和一些工业交通机械器材、医药器械等，缓解了军需民用物资的匮乏状况，对东北解放区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良好的作用。”
1948年2月27日，东北贸易总公司与苏联粮食出口公司在哈尔滨签订了第二次《对苏贸易合同》。合同规定，东北向苏联出口粮食72万吨，豆油5000吨，原煤30吨，此外还有肉类、鱼类和鸡蛋等。苏联向东北提供棉布2000万米，棉纱2000吨，纺花13000吨，装花5000吨，大卡车3000台，摩托车150辆，以及各种机器设备、工业原材料和军需品等。东北对苏联出口额为东北币656亿元，进口额为620亿元。另外，东北贸易总公司还与设在哈尔滨的苏联秋林公司达成协议，允许它对苏联出口原粮和肉类，进口工业机械和燃料，进出口总额为46亿元东北币。
1949年7月，高岗率领的“东北人民民主政府商业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东北第三次《对苏贸易合同》，合同以一年为期。11合同规定，东北对苏联出口粮食（包括豆油）72万吨，原煤30万吨，肉类1500万吨，以及木材、毛皮、鱼类、鸡蛋等物资；苏联对东北出口棉布1000万米，纺花14000吨，以及汽车、汽油、拖拉机、车床等机器设备和原料；双方贸易总值各为东北币712亿元。
东北与苏联的贸易是在特殊情况下进行的。当时不仅东北经济困难，苏联方面、特别是远东地区经济也很困难。东北用农产品（主要是粮食）换取苏联工业制品或半成品，当然存在巨大的剪刀差，苏联得到急需的粮食，还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但是从东北的实际情况看，除了农产品，没有什么产品可供出口，而且急需的布匹、棉花、医药和机器设备，只有从苏联进口这一条渠道。在1946年12月在东北33公斤大豆仅能换一尺布，可见棉花布匹匮乏到何种程度。没有棉花布匹，几十万军队如何解决服装！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做出结论，仅是布匹和棉花的进口，对维持几十万军队生存就具有巨大意义，更不用说其它必需品。
还应当指出，苏联与国民政府订有条约，美国和国民政府对苏联的举动进行着密切的监视，苏联与东北的贸易不是没有外交风险的。因此，几次贸易协定的签订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为掩盖刘少奇访苏，苏联披露了1949年7月高岗率领东北代表团（实际上高岗是刘少奇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签订贸易协议的消息，引起了国民政府的强烈不满。1949年8月6日，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提出抗议，指斥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应对由此产生的后果负责。苏联对东北进行这种特殊贸易，对“东北民主政权”来说，不仅是经济上的援助，而且还带有政治支持的成分。
在武器装备和粮食供给方面，苏联继续给东北民主联军以必要的支援。
国民党军队，攻取四平和长春后，企图强渡松花江，夺取哈尔滨。东北野战军一路北撤，武器装备损失严重。1946年春，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肖劲光来到旅顺口，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民主联军司令部向驻旅顺口苏军当局要求，将苏军缴获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转交给野战军。苏联旅顺口驻军军事委员会决定满足这一要求，并对转交工作做了精心地组织。仅用一周的时间，就将存放在大孤山的15车厢的武器转交给肖劲光。1946年6月底，在大孤山又转交给野战军一批新的武器弹药。肖劲光还要求“将苏军在朝鲜得到的战利品转交给东北人民解放军"。由于驻朝鲜苏军受滨海军区管辖，旅顺口苏军司令部当即报告滨海军区。该军区司令部的代表很快飞到平壤，几天之后，从朝鲜向中共部队运去了两军列武器。随后，刘亚楼又来到旅顺口，要求苏军帮助解决苏军转交的日本飞机发动机所用的活塞圈，苏军当局随即安排海军基地修理所，生产了一批新活塞，交刘亚楼带走。
1946年下半年东北形势开始好转后，东北野战军一步步南下。南线的铁路被毁殆尽，机车损伤，交通瘫痪。恢复铁路交通最需要的是机车。但从苏联方面解决车头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南满铁路轨道还是窄轨，惟一的解决办法是使用大连存放的机车。应东北野战军所请，苏联滨海军区指挥部命令旅顺口苏军司令部，将存放在大连的火车头，向东北根据地调运了30个，1947年又运去了20个车头。这些车头都是在大连装船，经对马海峡，到朝鲜清津港，转运到北满的。为将车头从车场运到大连码头，苏军当局还在大连修了专用铁路。
在卫生医疗方面，苏联对解放区也给予很大帮助。1947年底在东北解放区发生了鼠疫。应东北的请求，苏联政府派出了О.В.巴罗扬教授领导的防疫队,并配备有实验室、预防和治疗用品，指导疫区军民同这一凶恶的传染病展开了斗争，到1948年年中，消灭了疫区的鼠疫。据统计，1947年在苏联专家到达东北之前，东北有30326人身患鼠疫，到1948年减少到5947人，而1949年死于鼠疫的只有250人。1949年，苏联又派专家消灭了流行在察哈尔地区的鼠疫。每次防疫工作结束后，苏联专家都留下了医药和医疗设备，培训了大批卫生防疫人才。随后，这些经过训练的卫生防疫人员，随军转战，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卫生工作骨干。
这样，东北军民利用背靠苏联、东邻朝鲜的有利条件，避免了敌军从背后和侧翼的袭击，取得苏联和朝鲜方面的必要支援，顶住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取得了“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作战的胜利，把东北建设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经过1947年夏、秋、冬三次攻势，东北南满和北满根据地连成一片，国民党军队被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块孤立地区，他们反而处于被包围的境地。
二、辽沈战役与苏联
辽沈战役的决战阶段是在1948年9月12日-11月2日。但在1947年冬季攻势结束后的1948年3月份，东北人民解放军即已开始辽沈战役的准备工作——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与集结。此前，由于战争本身的破坏，加之为破坏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机动性，解放军也不得不有计划的破坏一切交通设施，结果哈尔滨以南的铁路线以及桥梁、涵洞、车站等铁路设施全部被毁。解放军本身的调动遇到了巨大困难。1948年5月上旬，林彪致函斯大林，向他提出帮助恢复铁路交通的请求。
斯大林迅速作出决定，于1948年5月15日签署了有关文件，满足了中共的要求。两天后，苏联部长会议正式下达5970号令，委派И.В.科瓦廖夫“作为交通部实施援助修复中长铁路各路段的有关措施和组建由当地干部组成的恢复工作机构的全权代表，派往中长铁路”。科瓦廖夫时任苏联交通部副部长，是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战争著名的军事交通领导人，在组织部队输送、保障物资供给方面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斯大林将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派往东北，表明他对这次东北决战高度重视。6月4日科瓦廖夫率领由21人组成的专家组离开莫斯科，6月中旬到达哈尔滨，可以说，这个专家组是以闪电搬的速度派出的。
为统一管理东北的铁路，早在1946年7月东北解放区就成立了东北铁路总局，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吕正操将军出任总局长兼政治委员。科瓦廖夫一行到来之后，便与茹拉夫廖夫一起，与吕正操和高岗等东北民主政权的领导人举行会谈，提出了许多建议，都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批准。④随后，他们便开始协助东北民主政权进行铁路的修复和运营工作。
苏联铁路专家组首先帮助东北民主政权建立了铁路恢复管理局和铁道特种部队，并对最重要的被破坏了的铁路路段进行了仔细地技术勘察，查明破坏的程度和修复工作的规模，以及对设备、材料和劳力方面的需求量。确定首批需要修复的铁路干线的总长度为1800公里。
为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一艰巨的铁路修复工作，苏联专家制定了“庞大的组织措施”，并经东北局批准，然后加以实施。这些措施为：1、在运输部下设立修复工作局和各铁路分局下设修复处；2、成立有3万人组成的铁道兵，辖4个旅，12个专业营和6个独立连，配备了相应的装备、器械和工具，这些装备、器械和工具一部分是东北就地解决的，一部分是从苏联运来的。3、建立供应和采购机构与基地，保证修复工作所必需的枕木、木材、金属制品、路轨零件和小工具的供应。4、在哈尔滨机车修理厂建立了专门的桥梁供应基地，以修理和制造金属桥梁构件和专门的桥梁装备。桥梁供应基地还按照苏联专家的方案制造出80吨的吊臂起重机。在哈尔滨还建立了专门的军械修理厂，为铁道部队修理和制造工具与装备。
应毛泽东和东北局的请求，铁路专家组制定了运输部铁路管理局的构成和人员编制，经东北局批准后实行。铁路专家组调查了东北的公路、土路和水路的交通状况，并为东北局拟订了对这些交通设施进行修理、整顿，使之达到合理的营运状态的决议草案；还草拟了关于制止盗窃和回收被盗铁路器材的命令，该命令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解放军司令员予以发布。
以上措施，保障了铁路修复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到辽沈战役前，东北军民共接收和修复铁路5700多公里，通车线路里程达9818公里，占全东北通车线路的98%，修复机车885台。⑧其中截止到当年12月中旬，苏联专家组组织并通过自己的直接领导，完成了1350公里最重要的铁路线的修复，其中包括吉林——长春，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通辽，义县——锦州，梅河口——沈阳——鞍山，锦州——山海关各路段。
在这段期间，修复了大中型桥梁62座，其中完成大修的有东北中部几座最大的桥梁：沿哈尔滨——长春一线有全长970米的松花江铁桥，长320米的跨饮马河铁桥，长200米的跨伊通河铁桥；沿吉林——长春一线的有长420米的跨松花江铁桥（在吉林市附近），长190米的跨饮马河铁桥。这些桥梁的修复需要有复杂的专业技术，十分显然，没有苏联专家的技术指导和精心的组织，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在修复以上铁路的过程中，还开通了从苏联境内的奥特波尔，经绥芬河，到旅顺港各站之间的直达列车，11把苏联远东地区与旅顺口联系起来。
由于上述重要铁路和桥梁的及时修复，保证了人民解放军迅速转移和集中。解放军先是转移和集中在长春地区，而后又转移和集中到辽沉战役的关键部位锦州地区。歼灭了这些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之后，利用刚刚修复的铁路，解放军又迅速地将转移到新立屯——沈阳和梅河口，最后全歼了困守在沈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
在辽沈战役过程中，苏联不仅提供了技术援助，支援了大批铁路器材，还应东北所请，紧急支援了棉花、布匹、医药、军需品、日用品等大批战略物资。1948年10月16日，高岗写信给斯大林，要求苏联紧急提供20000吨棉花，以解决东北纺织工业所需。12由于这批棉花已经列入苏联对东北的出口计划，苏联外贸和运输部门便安排紧急调运。东北民主政权为及时得到所必需的苏联物资，将按协议提供给苏联的粮食赶运到满洲里和绥芬河边境车站，造成大量积压。苏联部长会议责成苏联交通部紧急解决东北与苏联的物资流通问题。苏联交通部遂责成外贝加尔铁路局和滨海铁路局，调动400个车厢，昼夜不停地转运东北的粮食。13由于苏联部长会议的重视，物资积压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保证了苏联向东北输出的棉花等各种物资的及时到达。
作战期间，铁路员工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的口号。在苏联专家的帮助和苏联物资的支持下，这一豪迈的口号实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对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专门致函斯大林表示感谢，并决定对苏联有功人员颁发奖章，赠送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每人各一部缴获的轿车和其它礼品；但苏联方面都一一谢绝了。
陈云评价辽沈战役意义时指出：“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的第一个战役，它的胜利，加上当时解放军在其它各个战场上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为整个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关于这次战役胜利的原因，他接着指出：“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我们党在东北的力量与全国其它各个根据地相比最弱。然而不到三年，却在那里打响了并且打胜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战役”。之所以能够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为东北局制定了完全正确的工作方针，为辽沈战役制定了完全正确的作战方针”之外，“首先，是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议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东北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这对于我们在和国民党作战中的后勤补给和伤病员的护送、安置也是十分有利的条件。”15这段论述，从总体上阐明了苏联在辽沈战决战中所起的作用。
从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到辽沈战役，苏联与东北解放区形成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密切关系，实际上就是战略同盟关系。
三、从东北到北京
辽沈战役的胜利使东北野战军成为最强大的主力部队，东北则成为中共最重要的战略基地。使东北部队尽快出关，恢复和发展东北经济，支持“全国解放”就成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最根本的任务。
辽沈战役期间抢修的铁路仅仅满足了辽沈战役的需要，远未达到经济运营的水平，而且关内外铁路根本就没来得及修复。几十万东北大军以及大批粮秣辎重入关作战，不修复关内外铁路是不可能的，而要保证几十万东北大军和其他部队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的供应，不迅速恢复和发展东北经济，也是不可能的。要完成这两项急迫任务，首先需要有大量的铁路等各个行业的经济专家、必要的原材料和技术设备，这些专家和设备的来源，当然还是依靠苏联的援助。还在辽沈战役前后和战役期间，东北先后通过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中长铁路局局长茹拉夫廖夫和以科瓦廖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等渠道向苏联提出了继续派遣专家，支持铁路器材以及其它战略物资等要求。
1948年9月上旬，林彪致函斯大林，请求苏联增派专家，并继续对东北解放区进行技术和物资方面的援助。林彪在信函中对斯大林已给予的援助表示十分感激，并进一步指出：我们在运输和工业所需金属、设备和复杂器材方面十分短缺，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已经恢复的工业，由于缺少经过培训的干部，缺少专门的设备和材料，生产水平很低，目前只能部分满足战争和居民的需要。黑色和有色金属、铸钢、化工、机器制造和其它的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由于没有本地专家和设备，甚至还没有恢复生产。16林彪接着指出目前必须恢复生产的项目：集中在通化和鞍山的冶金和铸钢工业，安东和吉林的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最大的、75万千瓦的松花江上的吉林水电站以及哈尔滨机车车辆厂。完成这些工作，至少需要两年，“为此，需要制定与此时间相应的东北地区国民经济恢复计划。”但“我们自己没有从事这项巨大工作的精通专业的干部。我们请求您派来专家小组，全面研究我们的经济情况，和我们共同制定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恢复和投产的统一计划。”17林彪最后提出所需各种专业的专家为100名，其中：1、计划工作和国民经济普通经济学专家10名；2、黑色和有色金属专家15名；3、煤炭液化燃料制造、硫酸盐、盐酸和硝酸生产专家6名；4、采矿工业，特别是煤炭开采业专家10名；5、大炮、炮弹和子弹生产专家6名；6、木材采伐和木材加工专家6名；7、纺织工业5名；8、金矿勘探专家4名；9、水泥工业专家4名；10、造纸工业专家4名；11、建筑混凝土堤坝和装配水电站专家8名；12、金融专家4名；13、军事卫生学校教师6名；14、以学院院长为首的工学院教授、教师团12名。
最初，联共（布）中央准备接受东北提出的派遣100名专家的计划，并拟出了相应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决定：拟任命苏联部长会议在实施与援助“中国民主政权恢复”和组织工业生产及铁路运输相关的各项措施方面的全权代表1名，分管冶金工业等苏联部长会议副全权代表8名。责成全权代表到达东北后，在一个月内完成对各个工业部门的调查，并就恢复和组织生产的最紧迫的措施问题，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建议。委托Г.М.马林科夫在两周内研究出100名专家小组完成恢复和组织东北工业生产的建议。这一情况说明，尽管战后的苏联经济百废待兴，但对支持中国东北的恢复和发展还是积极的。
但林彪所列出的14个部门所需要的专家数，只是一种估计数字，具体到每个实际部门需要什么样的专家，却没有详细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也不可能做出详细说明）。因为每一个部门都有复杂的分工，如果专业不对口，必然造成人才的浪费。另一方面，当时毛泽东访问苏联问题正在做具体磋商，请求苏联派遣专家也正是毛泽东访苏的一个重要议题。这样苏联就将林彪的要求留待毛泽东访苏时一并考虑。2010月16日，经斯大林同意，由莫洛托夫将苏联的意见，电复林彪。
但毛泽东访苏在全国胜利之前始终未能成行，而东北又急需苏联专家。1949年1月，东北制定了更为详细的经济计划，请科瓦廖夫转呈斯大林，以期在制定与完成1949年恢复和发展东北经济计划方面得到更多的苏联专家、设备和材料等方面的援助。科瓦廖夫报告称：据东北民主政权的计算，为了制定恢复和发展东北经济的最终计划和组织生产，至少需要500名苏联专家，其中军事工业35人，燃料动力工业40人，冶金和化工工业30人，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35人，铁道运输和交通116人，造纸和木材工业20人，建筑材料工业20人，纺织工业和轻工业20人，食品工业20人，地方工业和手工业8人，农业15人，国民教育65人（包括学院和学校的教授和教师），卫生保健医生55人，金融和信贷20人，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20人，综合和平衡部门6人，统计和核算10人。总数是林彪1948年9月8日提出的专家数的5倍。此外，还要求支持大量的设备和原料。例如，仅军事工业一项，就提出建成日产10门山炮和野炮的制造厂，提供TNT炸药3000吨，火药200吨，铜360吨，特种金属10000吨，自动车床150台，炮筒钢管300吨，钨100吨，铝50吨，矾700吨，电线2500米，电缆50000米，皮线100000米，超强线40000米；此外，还有军事工业所需的各种仪器和材料。
科瓦廖夫在呈送报告中认为，上述计划和申请书仍然是中国同志在没有专家参与（除铁路运输计划和申请书以外）和对于工业情况未经调查的情况下编制的，因此，恰当的做法是现在暂不研究他们的计划和申请书，而派遣一个苏联专家小组去东北调查军事工业、冶金、煤炭、电力、机器制造、化学及其它工业部门的情况，责成该专家小组在一个月的期限内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建议。科瓦廖夫维持联共（布）书记处已经做出的决定，要求政府先向东北派出经济专家10名。最后经斯大林批准，向东北增派了10名经济专家。原来由科瓦廖夫率领的21名铁路专家，按最初决定，在他们的任务完成之后实时回国。但辽沈战役结束之后，恢复东北经济的工作即已开始，而且战时临时恢复的铁路的许多路段，并未达到正常工作状态，有些路段还没有修复（石河至辽阳路段），特别是毛泽东多次向科瓦廖夫提出，希望苏联专家继续帮助修复华北的铁路，苏联政府遂决定将专家组在华工作的时间延长到1949年4月1日。这样，连同增派的10名专家，总计31名专家在东北工作。他们为大批苏联专家的到来做了大量的先期准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