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军队
不久前，在埃及开罗广场的民众正当性抗争运动中，尽管埃及军方内部存在分歧，但最终却展示出守卫国家使命的军队立场与灵活的政治技巧。2月1日，在穆巴拉克宣布改组政府后，军方打破沉默，发表声明：“致伟大的埃及人民，你们的武装力量了解人民的合法权利，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对埃及人民动用武力。”4日，国防部长侯赛因•坦塔维和其他军队高级将领在天亮后巡视了解放广场，再次显示军方的不干预立场。最终，穆巴拉克下台了。
随之，“茉莉花香”不仅在中东地区扩散，而且飞向北京。自互联网2月20日、2月27日两次出现中国“茉莉花革命” 呼吁后，官方警力周日紧急出现在数个大城市。为应对这一事件，中移动、联通曾封杀了含有“茉莉花”字样的短信，并关闭群发功能。与此同时，国内有上百名敏感人士被监控、软禁，事件中有多人被捕。据博讯消息透露，军队也在20日接紧急通知，命令所有人员全天不得上网，不得打手机，不得出门。
然而，在北京、上海等地，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以散步的形式小规模进行，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组织者，而当局却调动了大批警力，警察和便衣远远超过了行动参加者。一位网友总结道：“现在看来，这次国内所谓的‘鲜花革命’是一场由网民倡导，由党中央响应和领导，由各级维稳部门倾力参与，由民主人士全力配合，由人民群众围观鉴赏的后现代民主主义革命。”
北京“牡丹花”曾血溅四方
埃及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的示威人潮及军方的坦克车，让人自然而然联想到中国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最近，利比亚负隅顽抗的独裁者卡扎菲，借当年北京“六四”镇压为自己辩护说，当年北京用坦克镇压天安门运动，说明国家统一重于天安门广场的民众。卡扎菲的讲话，不仅让世界舆论为之哗然，也让中国当局极为尴尬。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前，北京天安门广场积着白雪的地面上被人写下了“六四”两个大字，相关的照片迅速在推特上流传，引起当局高度紧张。与此同时，因拒绝率部进京镇压学生运动被军事法庭判监5年、开除党籍的前解放军38军军长徐勤先，22年来首次露面，表示对当年的抗命行为“没什么可后悔”。
当年，中国“六四”事件其实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公民正当性抗争运动，然而，这场运动却在坦克的履带下，如“牡丹花” 般血溅四方。此后的世界也曾一度“让牡丹花飞”，由此激发了随后的东欧剧变、“颜色革命”以及今天的“茉莉花革命”。今年2月2日，埃及外交部发言人就说（这时还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外交部）：“这里不是天安门广场，这里也不会变成天安门广场”。这便是“牡丹花”血溅埃及，警示使用暴力后果惨重的有力例证。
当年，中国军队面对北京示威群众，真枪实弹地镇压了不顾宵禁上街的人群，由此导致起码数百人死亡的悲剧，令世界为之震惊！根据当局公开的资料分析，1989年“六四事件”当局调动入京“平暴”的军队多达 25万人，涉及解放军 24个集团军中的 14个，其中以 38军和 27军出动兵力最多。当时军队内部虽也有分歧，但最终站在了人民抗争的反面，充当了党内老人派的打手。这令中国军人的耻辱刷新了世界纪录，中国人民也从此沉默。
中国不许质疑“党指挥枪”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针对国内思想、文化界万马齐喑的死寂局面，一位作者撰写了一套五部百万字丛书，其中第四部卷尾特别附有一封《致世界公民公开信》，信中针对军人枪杀民众问题，写下了“军人的天职决不是盲目服从”一节：“全世界一切军士都应警惕，绝不充当个人野心家、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独裁者的家丁，完全摆脱为政治派别或专制集团操纵的命运，回到只受命国家的政治中立立场上来”。
该书正式出版后，立即被中央宣传部、出版署紧急下令查禁，全国收缴，出版社被罚停业一年，其正副社长、总编全部被撤职。此事件引发海外媒体纷纷报道，香港《明报》也曾在“中国要闻”版以“新著被查封，出版社大地震”为题，作了全面报道。由此可见，“六四”后的中国绝不允许任何质疑“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声音的存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代党魁，都不约而同地限制中共政治局委员中的军人数量，其政治局常委会也不允许职业军人参与，从权力掌控上确保“党指挥枪”。
近年来军内“三化”声音悄起
近些年来，有关“军队国家化、非党化、非政治化”讨论在军内悄然而起。为此，中国国防大学政委赵可铭曾在《求是》杂志撰文，高调强化军魂意识，声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文章指出，军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要不断强化全军官兵的军魂意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错误政治观点的影响。
该文曾为国内多家平面和网络媒体所转载，不少军人、左派跟贴声援，由此发起了中国军方反“军队国家化、非党化、非政治化”的“三化”围剿。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张贡献也曾颇有针对性地指出，坚持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政治原则，不允许其他党派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和进行活动。而《解放军报》也发表过由现任国防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正师职研究员卢冀宁执笔的《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军队党委工作的根本要求》的文章，声称：要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国家化”等“反动”思潮。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更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章 推进军队党的建设”为题，撰文刊发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2006年第9期上。李继耐在文章中首先写道：“学习贯彻党章，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这一系列文章透露出，近年来军队内部“三化”声音高涨，导致党内军中高层惶恐不安，不惜重拳连连出击。
当局出台新的《军队工作条例》
中国现有现役军人230万，是当今世界人数最多的军队。这个军队是由全体中国人民的纳税钱供养的，而不是哪个政党供养的，所以军队应当立命国家，维护疆土，严守政治中立，不受任何个人或集团操纵，不介入意识形态和派别斗争。然而，就在埃及民众的抗议活动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当局却刻意修订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工作条例》。这份条例曾在2004年发布过试行版，如今借机推出修订版，针对性极强。条例的核心就是一定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即“党指挥枪”。
眼下，当局对“茉莉花革命”非常惧怕，不仅网上封锁加剧，而且利用《解放军报》重申“党指挥枪”坚定不移。2011 年2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又在中央党校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人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舆论控制。接着，2011年2月20日，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再次要求，加强社会管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努力使社会冲突与纠纷消失在萌芽状态”。
现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已经确立：政府之正当权力，来之于选票箱，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产生的。“公民同意”已经成为解释国家权力来源政治正当性的基石。当国家政治正当性得到了“公民同意原则”的政治伦理证明时，对政治统治的遵从就获得了正当性；当国家政治正当性被“公民同意原则”的政治伦理否定时，要求变革政治统治就获得了正当性。如果统治者想用暴力违逆民意，维持政治现状，与民众要求改革的力量发生冲突时，军人当有义务在道义上站在民众这一边。
在当今的“茉莉花革命”事件中，埃及军队作出了符合政治伦理之正当性的选择，他们发誓要保护人民，“拒绝服从不正当命令”。这是北京“牡丹花”血溅四方，用血的代价唤醒了专制国家军人良知的觉醒。在全球民主化频频来袭的时代，中国当局的“党指挥枪”原则还能维系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