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中东和北非的形势变化很快，尤其是在利比亚。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来自利比亚的冲击波。
中共最近动作比较大
从中央可以看到，在2011年1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议，胡锦涛在会议上，要求加强国内网络的监控管理。在这之后，2月19号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在这个班上面，又反覆强调了对整个社会的管理，胡锦涛在这个会上讲了话，其中第七点叫做“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第二天，在同样一个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在研讨班上讲话，他讲话的内容，在关于互联网管理方面，强调要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严格管理、企业依法运营、行业加强自律、全社会共同监督。总的来说，这个讲话，不管是胡锦涛的讲话还是周永康的讲话，都强调了一点，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党委要直接来管互联网的管理了，这是在中央这一级。
在各个地区，北京是抓了3个著名的律师：滕彪、江天勇和唐吉田，这3名律师是在一个聚会上面，讨论如何去帮助盲人律师陈光诚，在这个之后被抓捕的。在广州方面，维权律师刘士辉被人用面粉袋套住，打了一通，双腿被打断。医院检查，应该是多发性骨折。结果24号又失踪了。另外维权律师唐荆陵和独立专栏作家野渡，也分别在家中被警方带走。25号上午，另外一名广州律师吴镇琦，也被公安传唤带走。上海方面，律师李天天也被警方从家中带走。湖北一名著名的选举专家姚立法，2月12号被他所在的校长带人强行绑架。虽然19号被短暂放回，20号又完全失去联系，可能再次被绑架了。安徽民主人士张林出狱没多久，25号晚上6点离开家以后，10 点钟就和外界失去联系，家人多方打听，也不知道在哪里。最新消息是山东大学的退休教授孙文广，26号下午被警察带走，而且还被抄了家。
最近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两个不同的罪名刑事拘留的至少知道有4个人。没有被披露出来的，没有被报道出来的，还有被喝茶、被软禁的更加是人数众多，这是在警方。采取的行动就是大肆抓捕，这次抓捕范围之广，人数之多，也是近些年来极少见的。
喉舌媒体方面，对于这方面的报道是严格限制，唯一的例外是中共喉舌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2月25号写了一篇社评《唯恐天下不乱者举世难绝》。另外，对外媒也进行了打招呼吹风，星期五所有的外媒，在北京外媒都被北京市有关当局召集起来打招呼。虽然没有明确说什么事情，但是明显的就是叫大家在报道的时候，要注意、要自律，讲的是采访报道的时候强调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同时原来中国国新办的主任赵启正专门有个讲话，就说中国不会发生茉莉花革命。在互联网监控管理方面，最近这几天之内，忽然五毛党爆增，相当多的五毛党在推特上，在微博上围剿一些在网络上比较活跃的人士。这是中共整个回应。这个回应主要是回应中东、北非发生的民众起义事件，尤其是在利比亚发生事件以后。
冲击波下面临的问题
中共针对中东、北非的事情，它现在面临几个大问题，第一个就是中国特殊论所面临的冲击。大家知道在中共搞改革开放30年以来，它一直是以中国特殊论来抵制所有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和要求。它认为中国有自己的一套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拒绝国际上公认的普世价值。这一套独特方式说明它就是在中共领导下对于具体操作层面上做适当的改良，其目的是加强中共的统治而不是削弱中共的统治。这是中共的一个所谓“中国特殊论”。
但是这个中国特殊论它并不是独特的，其实中东和北非阿拉伯国家的特殊论就一直存在着，整个西方世界就抱这个观点。当中东、北非这些国家，它的特殊论受到了最近突尼斯开始的“茉莉花革命”冲击以后，中国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个特殊论，是不是在中国真的就那么特殊，是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言论、集会、信仰自由在中国就不能有。这是在理论方面对中共一直使用的一些藉口是极大的挑战。
第二方面，中共面对中东的民主浪潮，它现在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它和大部分中东的独裁政权或者是独裁领袖有长期的良好关系，当然其它国家也有一部分有同样问题；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它又和现在袭卷中东的反暴政、争取自由民主的民众是相对立的，在意识形态上、在思想领域它是完全对立的，当民众起来反对本国独裁者的时候，中共就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因为中共一向自封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型人物的，一般来说，第三世界国家是被中共用来对付西方民主国家的武器，但是当这些国家的民众起来反对他们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中共的立场就处于非常尴尬的“两难”境地了。当然按它的本性来说的话，它应该是出来支持独裁者的，但是独裁者很快要失去政权，失去统治地位时候，它公开支持这些独裁者，它将面对的问题是怎样面对推翻独裁以后的人民。在中共的报导上面强调了混乱，强调动乱的因素，而故意避开民众起义的实质。
第三方面就是利比亚的独裁者卡扎菲，他在最近开始对民众用实弹进行镇压的时候，他提到20 年前北京六四镇压，他是以这个作为榜样，说为了维持他的统治他必须镇压，这样就把中共一直想掩盖的罪行，想让大家忘记的罪行，重新摆在全世界面前，也就是这个伤口从来没有愈合过，但是却被卡扎菲撕裂了。
卡扎菲所谓效仿中共六四镇压学生，而对他本国民众进行镇压，这点来说并不是偶然的。卡扎菲这个人和中共的关系历来就不一般。我记得卡扎菲在69年上台以后没过多久，中国还在文革期间他就曾经访问过中国。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曾经还手举着小红书，上过天安门城楼。几年前中共的喉舌媒体包括《凤凰卫视》曾经对卡扎菲进行大肆吹捧，尤其是卡扎菲纪念他独裁统治40年的纪念活动前后。吹捧的内容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是把中共现在的模式用中东卡扎菲式的社会主义方式来重新描述一遍，其中有一些语言就特别明显。
有一种说法是卡扎菲的社会主义似乎已经成为较为适合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政治模式。它是把利比亚的政治模式作为对抗世界潮流，对抗世界普世价值，而又能够维持稳定的一种因素把它提出来，作为中共现行体制的一个影像，一个拉伯版本的中共统治体制的样板拿出来，来证明中共这种统治方式是合理的。
去年的《凤凰卫视》的阮次山到利比亚做了一个专访，访问了卡扎菲本人，这里它有两个题目，一个是叫“专访卡扎菲：利比亚为维护中国利益做了很多工作”；另一个是叫“卡扎菲：我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都尝试消灭剥削与强权”，从这个专访内容来看，它文字语言的描述对中国人来说太熟悉了。你看它在专访的时候引用了卡扎菲所说的话，说“不是我在执政，是人民执政”。在这个专访中描述说，爆发革命的时候，就是卡扎菲当时用政变夺取政权的时候，他说“人们住在帐棚和草屋中，现在住在楼房和别墅中”，你看这和我们中国讲的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一模一样的描述吗？然后说“利比亚人民建立的，是人民大会制和人民委员会制度”，这个和中国现在所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权力机构是一模一样。甚至还用它的绿皮书和毛泽东思想进行过比较。
卡扎菲本人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的时候说，总体而言，绿皮书和毛泽东思想可能有不同的地方，人们认为有不同，他认为都是对消灭剥削，消灭强权，赋予人民自由而进行的尝试。也就是说它是以人民的代言人，他来代表人民进行统治的。这个说法和中共的说法是一模一样的。在这个解说辞当中，对卡扎菲的吹捧到了什么程度？说是在利比亚，这3本绿皮书就像当年中国的《毛泽东语录》一样，是利比亚人手一本的绿宝书。
从中共媒体对卡扎菲的吹捧可以看出来是把卡扎菲作为中共发展模式的一个阿拉伯版本，是以人民名义进行的极权统治，经济发展和政治压迫的稳定，社会主义在特定条件下的发展等等，是以这个方式来展现给中国人的。
甚至在《凤凰卫视》节目当中提到，它们到了利比亚以后，这个国家的幸福指数超出了《凤凰卫视》摄制人员的想像。整个这一套是把中共证明它自己统治合法性的东西原封不动的对利比亚卡扎菲的统治进行一番描述。因此利比亚现在发生的革命，对于中共的冲击很可能要大于突尼斯和埃及变天对中共的冲击。
还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效应中共所要面对的，是中共对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对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援助或者是经济合作的模式也面临一个危机。因为中共跟这些国家的关系它有一个基本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利用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或者统治集团的腐败，用援助或者是对个人进行行贿的方式来拉拢政府或者是统治者，把中共在中国进行的掠夺性的发展模式输出去。
这种输出，一种是管理模式的输出，就说中国在那里建的矿山或者是企业雇用当地工人以后，用在中国大陆管理中国工人的方式，就是没有工会、没有权利、低工资，使得当地的工人和居民受到比以前西方公司在的时候糟得多的待遇，导致劳资纠纷不断。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直接输出劳工，不雇用当地人，而从中国输出工人，直接从中国运过去在当地工作，这就影响到了当地人的就业。所以当地人就发现，让中共进入到这些当地企业以后，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就业率都没有明显的变化，没有提高。
一旦和当地的工人或者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发生问题的时候，它也是用中国国内的那些收买政府官员和收买统治者的方式来摆平，这样实际上它走的比那些老殖民主义还要远，因为老殖民主义他还有一个国内是民主自由的，因此他对殖民地的统治一旦反映到国内去的话，他会面临一个国内的社会压力。而中共在这方面是把国内的不民主不自由和对工人的压榨，输出到那些国家去，所以它完全没有国内的压力。
从中东、北非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出来，一旦当民众起来和它们当地的本国统治者发生对抗发生矛盾，甚至要改变统治权的时候，中共将会面临的是完全和它对立的民众。
如何应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对于中共这些所面临的问题，它以什么来对应。从刚才我们所谈的，中共最近动作比较大，它的这些反应可以看出来中共对自己和对目前形势发展这两项，它都没有信心。从反应来看的话当然是过度反应，因为如果是真的就像赵启正和《环球时报》文章所说的，就是中国没有“茉莉花革命”而且也不具备“茉莉花革命”的条件的话，它完全可以不必大惊小怪。因为确实每个国家的事情最终是由本国人民决定的，外国的影响不会太大。就像这一次中东、北非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西方国家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小的，它完全是本国的因素，尽管统治者会把它责怪成西方的影响。中共的反应其实也是一样的，它的所有的反应主要是对国内的，即使是对西方媒体，它的最终目的还是对国内，所以它实际上是对国内自己的统治没有信心。
一般来说，中共对形势的估计，和国内一般的民众，国外政府、国外的媒体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中共最高当局的估计，其实要比这些人看得严重的多，因为中共它自己最了解它国内的统治是什么状况。
刚才讲的19号所开的这个研讨班，各个省市的头目在北京开的研讨班，它不仅是胡锦涛讲了话，中共中央政治局19号那一天，它的常委全体都出席了开班式，而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也就是下一代中共领导人主持的会议。第二天的会议，周永康去讲话的会议，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在胡锦涛的讲话当中提到，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这个调子其实就可以充分看出来，中国社会现在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是已经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了，这也可以反应中共最高层对当今中国形势的估计。
中共对这个形势的估计，它的对应是什么呢？当然从中央开会，各级党委直接抓，也就是说重新加强党的领导，争取加强党对整个全部局势的控制。对民众来说，它的基础就是所谓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成就，所以不管它把什么拿出去都是说，现在国家强大了。除了这个经济成就以外，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理论上，在政治制度上，在思想文化上，在宗教信仰上等等这些领域，中共实际上是一片空白。在这些方面它拿不出任何一个可以被称为成就的，可以被世界认可的，甚至被中国的民众认可的成就来。它的成就完全集中在一个经济发展上面，而在其它的这些领域，稍微有一点活跃的，都是不被中共容忍而一再打压的。
然而利比亚和其它中东国家现在发生的事情，正好说明单纯的经济发展，是无法保持政权稳定的。利比亚在2008年的时候，人均收入是1.6万美元，但是利比亚存在的问题是分配的不公，严重的不公，也是少数人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中国也是同样的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其实就是不患贫而患不均。当然这个不均在中国古代，它讲的是一个均贫富的问题，而事实上现代概念的不均，已经不是中国历史上均贫富的意义，而是分配上的公正合理。也就是说中国人并不认为经过辛勤劳动而致富是不光荣的，要去均它的贫富，而是认为通过政权，通过权力，通过父母的权力来不正当的摄取整个社会的财富，或者是摄取穷人的财富，这是不合理的。是一个不公的问题，而不是不均的问题。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共几十年“发展是硬道理”的结果，不是说中共没有防止这个问题，也不是说中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由中共的发展模式造成的。这也不是说临时推出个铁道部长刘志军来当个替罪羊就能解决的问题。
《环球时报》社评当中有一段话，说中国确实有很多问题和矛盾，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均等引发大量不满，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现有政治框架下主动呈现给舆论的，对于解决它们，中国社会已经形成政治决心，并在认真探讨实施的路径。你看它也承认有大量的不满，但是就在承认有大量不满的情况下，它连空头支票都开不出来。
什么叫“现有政治框架主动呈现的”？从这几年发生的拆迁自焚、警察的暴力、宗教信仰的迫害；从邓玉娇、杨佳到最近发生的钱云会，哪一个是主动呈现给舆论的？而且它连哪个主动呈现给舆论的都不敢说，这一句话连主语都拿不出来，什么叫“中国社会已经形成政治决心”？谁是中国社会？谁形成了政治决心？是制造出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当局，还是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受害者，普通的中国民众？没有，都说不出来。也就是说空头支票都开不出。说是还在“认真探讨实施的路径”。统治六十多年了，经济开放也已经有三十多年了，20年一代人的话，都已经三代人了，统治者都进入第五代了，还在探讨解决实施的途径，而且还没有主语。可想而知，中共现在就是手头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不要说决心，不要说能力，就是连谁来解决都没有。
还说什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纵深，最终展现的是中华文明的稳定，说中国大多数问题都是发展舶来的。中华文明稳定已经被中共彻底破坏了。在中共的统治下，它是消灭了中国传统神传文化的基础，消灭了传统道德的稳定基础，而建立了一个必须用谎言和暴力来维持的政权。它说“中国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发展舶来的”，不对的，中国的大多数问题并不是发展舶来的，中国的问题是中共从西方最阴暗的角落舶来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所造成的。
那么中共现在还采取的其它措施，是警察和国保到处抓人，而且没有理由玩失踪，连起码的手续和表面的文章都不要了，这种脸面都不要了，还谈什么自信。在网络上就封锁、操纵，从五毛党的大批出现，到胡锦涛自己2006年访问肯尼亚孔子学院的时候，唱《茉莉花》的录像都要被删除，就可见中共所用的还是老一套的方式，只是把它更加强了，来对付中东、利比亚的冲击波。
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个问题的要害在哪里呢？我们看就在昨天爆发了江苏灌南万人抗警，而这些人是没有社交网站的，并没有通过网络来交流，来组织；北朝鲜连互联网都没有，也发生了3个城市的抗议。我觉得任何国家发生事情，当然网络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实际的因素仍然是在这个国家本身的矛盾所决定的。我记得晚唐的时候，章碣的《焚书坑》这首诗里面最后两句：“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对于统治者而言，这首诗最好的解，就是叫统治者防不胜防。秦始皇想用焚书坑儒来解决他统治持久的问题，结果造反者原来不读书，至少他不读儒家的书，所以防不住。改朝换代是天意，无论是东欧巨变，还是今天的中东巨变，都只能够在事后进行分析而不可能事先预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觉得对中国人而言，也许讨论是否已经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茉莉花革命”，并不是那么紧迫的，因为每个情况不一样。突尼斯和利比亚就不一样，中国当然会不同，发生什么事情也绝对不会叫“茉莉花革命”。我认为人所能够做的，是个人做出选择，就是说在大事来之前，如何不做中共的殉葬品，这才是对每个人最重要的当务之急。20年前的东欧人民抛弃共产党，已经作出了回答，中国人也早晚要作出这个回答，但是每个个人现在就可以做出选择。好，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