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61年开始启动的洋务运动，基本格调就是“中体西用”，也就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接受火车，电报，轮船，洋火等等都可以，但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那是万万不接受的。
因为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洋务运动带来一种表面的经济飞速发展，也着实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中国进入了盛世”，“中国的崛起是无法阻止的”，种种欢呼雀跃之声，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流行。当时有没有清醒的人？其实也有几个。除了早期民主思想家呼声之外，有些大臣也一再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
如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文祥，在死前不久即1875年上《密陈大计疏》，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认为议院制度清国“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
再如两广总督张树声1884年在自己的《遗折》中更是把民主制度视为救国的根本：“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他恳请清廷下决心“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这些建议揭示了西方富强的真谛，指出了中国应“采西人之体”的正确方向，如被采纳，中国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写。但这些意见都被拒绝。半是因为政治改革会触及政治集团既得利益，半是因为洋务运动带来的表面经济飞速发展蒙住自己双眼。
在这些有识之士当中，最牛的人当属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这个人牛在什么地方？他准确预言清廷五十年内灭亡。
只要没有紧急繁忙的军政事务，曾国藩晚上往往喜欢与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样.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赵的谈话确实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为康、乾、嘉——的“君德”故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
对赵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的这番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沉默很久后，曾才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祏”是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屋，“宗祏之陨”即指王朝覆灭，曾国藩也预感到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
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曾对此问题看法仍十分复杂和矛盾,虽然有时承认现在“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但有时又对清王朝仍抱某种希望，认为现在当朝的恭亲王奕欣（奕欣人称“鬼子六”，洋务派首领）为人聪颖、慈禧遇事“威断”，所以有可能避免“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
而赵烈文则坚持己见，认为奕欣“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要想挽救颓局，像现在这样“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
“默运天心”颇有些神秘主义色彩，但在此更可将其理解成为一种“天道”、某种“历史规律”，现在局面如此不堪，如无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仅靠现在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实则无济于事，而奕欣、慈禧均非能对体制作出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难免分崩离析的命运。赵烈文端的是富有洞见，不仅对历史大势看得透彻，而且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奕欣、慈禧的“幕客”，对此二人的判断却准确异常.
为以后的历史所证明：奕欣确是朝廷中少有的开明权贵，近代初期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与他有关，因此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但1898年清王朝救亡图存最后机会的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却坚决反对，证明赵在1867年对他作的仅“小智耳”的论断不虚。慈禧乃至大清王朝以后不断为其“威断”所蔽所误已为众所周知，无须再赘赵的眼光，确实老辣。
不过，曾对赵的论断仍无法或不愿完全相信，总感到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同治七年七月下旬（1868年9月中），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由于直隶管辖京城四周，曾国藩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亲王奕欣及文祥、宝鋆等高官，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对此，他当然备感荣耀，直隶总督之职位不仅使他能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最高层”领导，而且使他能对全国的形势有更多了解，这时他才知道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而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
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晚上，他对刚刚来到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对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奕欣、文祥、宝鋆、倭仁这些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们的人品、见识、能力、优点与弱点逐一分析点评了一番，分析点评的结果是他们皆非能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最终，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1867年预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彻底垮台，正好四十又四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正是赵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当然，曾、赵已分别于1872和1894年去世。
双目如炬，对天下大势洞若观火的赵烈文，透过洋务运动所营造的表面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迷雾，深入骨髓地看到能使清廷遭到灭顶之灾的那个核心部分并未改变。而端坐庙堂之上的各色人等之中，也没有一个人具有改变这个核心部分的才能和魄力。因此，赵烈文才会坚信自己的悲剧性预言。
二十世纪的洋务运动：改革开放，已经运行了三十余年，如今迎来了中日钓鱼岛冲突，而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则是运行了三十余年之后，迎来了甲午战争。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故旧时代以道德来判定王朝气脉，所谓因果循环，报应不断。清以杀戮得天下，终究业果太深，必有所失。后来李鸿章继续做官，为清廷效力，背负骂名，直到现在还不少人认为是华奸。赵烈文则回乡隐居，购得园林，就是现在的常熟赵园。回想往昔，我们每个人又犯下多少业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