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媒体一项最新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有45%以上的党政干部，55%以上的知识分子，以及将近58%的公司白领认为自己属于“弱势群体”。中国大陆各阶层普遍存在的弱势群体心态究竟反映出了何种社会现实呢？就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邀请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和旅美政治学者王军涛博士进行讨论
记者：“最近中国官方媒体做了一项有关社会问题的调查。显示中国近五成的党政干部、主要高校的知识分子、以及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些公司白领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比例也都超过了50%。我想问一下胡星斗教授，您是怎么样看待这样大比例的社会公众认为自身处于弱势群体，体现了什么样社会状态？”
王军涛博士：“我认为在中国的确人人都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它首先就可以划分为绝对弱势群体与相对弱势群体。可以说我们的工人、农民他们很多都是属于绝对弱势群体；而官员他们是属于相对弱势群体。当然现在官员在他的官位上恐怕也缺少他的自主性，也受到上级官员以及官场的各个方面的制约，使得他很难发挥作用，甚至他们只能够像奴才那样的去生活。可以说他们的公民权利也是完全没有保障的。在民主国家官员他本来就应该是弱势群体。只是为民众服务的这么一群人。但是在中国似乎人们感觉到官员他应该是强势群体；应当是特权拥有者。在这种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体制中，实际上谁都是处于缺乏权力，没有安全感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就想起像朱元璋时期，可以说官员们在老百姓的眼中看来他们都是所谓的人上人。但是那些官员们在那种专制体制之下，他们的生命安全也是得到不了保障的。所以，那些官员们上朝去见朱元璋，开朝会的时候，往往与自己的妻子、儿女都要洒泪而别。目前中国的官员其实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缺乏法治的社会，对于这些官员们，他们也都是不安全的。”
记者：“刚才胡教授特别提到了有关官员们与目前政治制度的一些关系。王军涛先生您是怎么看待目前中国的党政干部近50% 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呢？”
王军涛博士：“我比较同意刚才胡星斗教授的分析。实际上我认为这些官员还是强势群体，因为我们在讲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时候，实际上是这个群体相对其他社会群体来说，在一种竞争性的资源和成果机会的分配过程中，那么它到底占什么位置？毫无疑问中国的官员占位置是最好的。那么，前十年还有人说，大家讲下海，官员都想下海经商，现在大家都还是把做官当作是最重要的一个谋取目标。但是为什么官员现在又是弱势群体呢？我觉得他们实际上混淆了一些东西，这个位置就是刚才胡星斗教授说的不安全、不稳定、不可靠。但是当官有点儿是高危职业。他头上有三把刀。第一刀就是官场上的派系斗争；第二把刀就是查腐败。现在纪委掌握所有的举报材料，当然有真有假。但是纪委查谁？不查谁？官员认为不确定性太大；第三把刀就手千夫所指。就是中国老百姓对官员非常不满意。现在你看中国老百姓仇官仇富的心态非常重。只要官场和老百姓发生冲突，一定是官员的错误，这是老百姓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制度上。刚才胡星斗教授也讲了中国没有法治。没有法治的情况下，不仅老百姓是弱势群体，而且当官的也是一个高危职业，他举了朱元璋作为例子。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举文化大革命的例子，周恩来当时的处境比现在多数当官的还要糟糕。如果他们是弱势群体，那周恩来都算是弱势群体，那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在中国是强势群体。而今天在中国，从胡锦涛也没有像毛泽东位置那么稳固，因为他还有江泽民，下面还有薄熙来、习近平等等都在寄于这个位置，甚至将来也会有什么政治抱负都说不定。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这个情况下，所谓的弱势群体调查确实折射出了中国现在存在的制度性的问题。如果不改变这个制度的话，人人都是受害者。”
记者：“胡星斗教授我注意到最近您就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提出了中国后改革时期的概念，那么这样大比例的弱势群体的心态，您认为反映了中国目前社会的一种什么样的现实呢？”
胡星斗教授：“我认为整个社会大家都没有安全感。最主要的根源还是中国社会缺少实现社会公正的机制。我们国家是以稳定压倒一切。整个社会的目标似乎就是稳定。就像过去那些汉学家说在中国古代太平就是政府要到达的一个目标。目前中国也是一样，跟几千年的社会是一样的。为了暂时的稳定，它可以牺牲社会公平与正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会变成一个相互不信任，相互仇视这样的一个社会。人们对官员是仇官，对商人是仇富。这种心态的确在中国是非常的强烈。我想最主要还是缺少一个公正的社会机制以及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得到改革。几千年的官本位的体制，这种特权社会体制，不仅完全延续下来了，在49年之后而且还得到了强化。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实际上是反向运动的。政治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特权反而是通过让他们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得以强化。整个社会就显得更加的不平等。所以，我认为这一根源还是特权的体制以及公平、正义无法在中国实现。所以，就造成了大家都自认为是弱势群体这种状况。”
记者：“刚才胡教授特别提到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体制，我想另外一部分这样大比例的公众包括官方的行政干部认为自身处在弱势群体的状态无非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另外一方面和社会制度的一些保障措施有关。那么，王军涛先生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王军涛博士：“确实，如果假如对其他的集团来说可能官员都知道可能自己还是个强势群体，当然比他的上级可能不行了。因为中国也有一个研究说大概400个家庭掌握了中国70%的财富直接和间接的。而这些都说明在分配资源的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竞争还是恶斗的过程中，谁能够有最后的决定权和发言权? 这些多数官员要在这个标准上也是弱势群体。但是，我觉得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导致官员和我们看到的这些强势群体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大的企业家，他们觉得这个弱势群体主要还是安全性。在一个正常社会的安全性，就是刚才主持人问到的问题。这个社会的社会保障机制怎么样？社会能不能给你一个有人性尊严的还能够保持身心健康的这样一些条件和机会？那么，在这方面中国是非常弱的。对这些官员来说，如果他们都觉得是弱势群体，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国家没有民主、没有宪政、没有法治，那么就导致没有这样一个正义的制度。这就是一个社会保障机制问题。可以有贫富差距问题；可以有权大、权小；但规则要平等，机会要公开。我个人觉得如果没有一个民主的制度、没有一个自由的制度、没有一个人权的制度、没有一个法制和宪政的制度，中国即不能够提供我们说的实质性的正义，也不能够提供程序性的正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