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因教育上实行大一统制度，官办学校占全国学校总数90%以上，直到1992年才有了民办学校的存在。所谓公立与私立，才有看似清晰的分界线。然而，公私立教育发展至今，窃以为中国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是必须首先搞清楚的。在中国，公办学校的概念就是政府办、政府管的学校，与国外的公立学校并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大相径庭。比如美国的公立中小学有九万所左右，占全国中小学总数的70%多，承担了大约90%中小学生的基础教育。在美国，公立中小学是免费的，一般是就近入学，学生上学和放学可以免费乘坐校车，而且，有些州的公立学校还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免费的早餐和午餐。美国农业部每年都向公立中小学提供数十亿美元，用于实施儿童营养计划，而这些计划主要是针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而在俄罗斯的公立学校，只要获得合法的当地居住许可，孩子不分国籍和民族，就可以从一出生起免费获得国家提供的食品直到1岁半；学龄前儿童和大、中小学生均享受免费医疗保健服务；普通中小学学生的课本、练习本和早餐更是一种传统的特别优待；学校统一组织的课外兴趣小组的学习活动、星期六特长提高活动，一直以来都是免费的。
然而，中国的官办学校却令人失望。首先从管理体制上，与教育行政部门类似一种婆媳关系。教育行政部门不仅负有对学校的行政领导、工作指挥、人财物管理等职权；而且社会功利也是绑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体制本身，注定了公办学校无异于教育行政部门的自留地，无异于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属物。也就是说，公立学校是属于教育行政部门，而非全民所有。
于是在这样的官家体制下，社会监督、社会评价多流于形式，作为公共利益代理人的教育行政部门，往往以个别利益压倒公共利益。他们既是办学人又是评价人，完全自拉自唱。这就很难实现教育为公，公办学校往往主要服务于部门利益而不是主要服务于公共利益。公共教育必须具备的公共价值取向、公共管理等基本元素，也就无从彰显。
再从经费来源看，公共教育必须具备的平等、无差异的国民待遇，在所谓公办学校中更付阙如。各级各类公办学校构成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是所谓重点学校，它们不过占学校总数的2%，却占用了20%的教育经费。居于金字塔中端的是普通公立学校，它们的办学经费只有少量来自财政系统，相当比例的办学经费靠自己筹集。居于底层的则是农村学校，它们的办学经费更是直接向当地社区分摊，向农民收取，等于没有公共财政支持，实际上是“农民教育农民办”，所谓的全民教育形如画饼，只是一席空话。
这样的办学形式便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国家集中大部分财力、人力打造含金量很高的所谓重点学校，有幸进入重点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特权阶层子弟。围绕着重点学校，客观上形成一个既得利益的小圈子。它们与“公”字渐行渐远，不过是一批专吃公共财政的“权贵学校”。
教育从本质上说只能主要以公共税收为基础，它是一个消费终端，它对社会的贡献只能通过提升人的素质、提高社会生产力来间接实现，根本不需要通过再生产取得效益直接回馈财政来实现。正因为公立学校是被供养的，不存在产出可能，因此从现代产权制度衡量，“公校办民校”作为一种经营性的办学模式，不仅有悖常理，甚至是严重违法侵犯了学子的受教育权利。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还有谁敢说中国有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学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