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在平凡不过的家庭，但他们却遭到了难以想象的遭遇。而你可曾想过这样子的故事其实就发生在你的身边？
上访
冯晓敏和外甥博儒走散后，开始十分着急，她到处寻找，可北京地方太大了，到哪里去找呀？不过冯晓敏并不太着急，因为她知道，博儒是和法轮功学员们在一起，只要博儒和他们在一块，一定不会有危险。
她观察着周围的形式，满街都是警察，到处都在抓人，这些警察似乎并不管这些人是否是上访的，是否有冤情，只要是法轮功学员，一律抓起来。冯晓敏明白，今天光靠她个人上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中共的头头们也根本没有想解决问题。
看明白这一点，她反而有些释然了，今天无论如何，她一定要为法轮功说公道话，为姐姐、姐夫鸣冤，博儒不在身边正好，反而让她觉得没有什么牵挂。她随着人流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早就有数千名各地来的法轮功学员在广场席地而坐，齐声背诵法轮大法的经文。
法轮功学员的四周围满了全副武装的武警，他们接到了命令要把法轮功学员押走。法轮功学员们手挽手不愿离开。面对劈头盖脸的警棍，他们齐声背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场面悲壮而庄严，很多警察都被感动的眼圈红红的，不愿再继续动粗。双方僵持了很久，警察们迫于上级的命令开始几个警察针对一个学员来绑架，最终法轮功学员们都被押上了大轿车。冯晓敏被送回石家庄。
家里空荡荡的，房子还是那座房子，可却没有了家的感觉，姐姐、 姐夫没找到，丈夫王晓峰、外甥王博儒又都下落不明。冯晓敏四处奔走，先打听到丈夫的下落，然后又从一个朋友家里找到了小博儒。最后，她终于打听到了大姐夫妇被关押的 “招待所”。她带着小博儒，终于见到了已经失踪了两个月的大姐夫妇。
两个月的流离失所，让小博儒失去了儿童的天真，他表情木木的，心事重重，见到了父母，他的眼中才有了一丝光彩。他哭闹着不愿离去，尽管那个“招待所”是个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可他不在乎，他要和父母在一起，永远不分开。最后还是小姨死拖硬拽把他拉回了家。
一周后，大姐夫妇终于回家了。
小博儒渐渐的习惯了提心吊胆的日子。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人频繁造访，警察找个渣儿就要抄家。现在有人敲门，他不再象原来那样抢着去开，而是会在“猫眼”里仔细看清来人是谁，还要反复询问，再开门。学校里面，同学老师对他这个“法轮功”子女也很歧视，使他经常感到要失学的危险。每天晚上睡觉，他总要拉着妈妈的手，生怕哪天醒来妈妈又不见了。
对一个普通的孩子来讲，节假日可以让爸爸妈妈带着出去玩儿，至少爸爸妈妈可以在家做点好吃的，一起看电视。可对博儒来说，那些日子十分恐怖。警察限制他们全家周末不许离开石家庄市。每逢节假日更是有公安、办事处甚至是刑警打电话或上门骚扰抓人。这些“敏感日”，大人们都要躲在外面，只留下小博儒一个人在家吃方便面。有时候，他也和父母一起流离失所，路上实在饿得不行就吃口烧饼或红薯。
2000年6月底，河北省电话设备厂的领导又开始活动了。他们中多数人都看过《转法轮》，也都知道法轮功好，可对党给的任务，他们不敢怠慢。几十年下来在党的运动中摸爬滚打，好不容易混到“领导”这个位置，对党的恐怖是有充分的了解的。他们逼大姐夫妇写保证，不写就停发工资。无奈之下，大姐夫妇双双辞去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
可这还不算完，2000年7月19日夜里，东大街派出所指导员带人来到大姐家里，硬说大姐“扰乱社会秩序”，要抄家抓人，大姐问：“我在家好好的，扰乱谁了？”警察回答：“只要炼法轮功就是这个罪名”。
大姐这一去就被关了九天，大姐夫王宏斌每天带孩子去派出所送饭。还要到处去呼吁，抗议这样子的逮捕行为。九天后，大姐回家了。楼下居委会的人戴着红袖箍天天给“看门”（监视居住），说只要看见三个以上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就算非法聚集，就要报告派出所抓人。
大姐夫妇技术过硬，工作能力也强。从单位辞职后，很快就找到了工作。2000年9月，王宏斌出差，在火车上看《转法轮》，结果被铁路警察看到，马上就被抓了起来，被关了四五天才放人。2000年10月初，别人都在放假，可警察们没闲着，听说自己这片里还有修炼法轮功的，东大街派出所、刑警队、 居委会等一大群人找到了大姐家，要抄家抓人。大姐不敢再在家住，带孩子到处流浪，直到假期结束。
破坏法律实施罪
2000年12月5日，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的一伙警察冲进大姐家，翻箱倒柜后，将大姐夫王宏斌强行抓走。十几个壮汉的野蛮抄家吓得孩子的姥姥吕淑琴浑身发抖，躺在床上动不了，这恐怖给老人作下了病，以后一听到敲门声，老太太就心跳加速动不了。直到12月14日，石家庄公安局才给了家人一个说法，说王宏斌“涉嫌破坏法律实施”，被刑事拘留。
按照中共法律的规定，普通刑事案件最多拘留14天，如果不能提出证据，就要放人，即便延长，最多拘留37天，也必须放人了，可王宏斌被关了39天，没什么说法，因为找不到任何证据，他被直接送到市劳教二大队劳教三年。家人申诉，得到石家庄市政法委的答复“中央有政策，不写‘保证’不‘悔改’，就进入‘法律程序’，判刑劳教。”
冯晓梅再次到北京去上访诉说冤情。在北京一个派出所她被关押48小时不让上厕所，在北京市崇文区看守所被恶警灌过迷魂药，北京的警察把她打得半边身体发黑，吐血，便血20多天，全身浮肿，脸都变形了，眼睛只能睁一条缝，脚穿不上鞋，走不了路。就这样的身体状况，回石家庄后又被送到栾城看守所关了一天，在亲友的积极呼吁下，看守所怕出人命才将她放回家。
回家后，冯晓梅全身浮肿、疼痛难忍，行动不便。博如还不到十二岁，可艰苦的生活让他已经长大了。他学习自觉，不让父母操心，还伺候妈妈喝水、吃饭、上厕所，晚上告诉妈妈，身体不舒服一定叫醒他。
这几个月，冯晓敏承担起了家里的一切。她一边照顾博儒，一边打听姐姐姐夫下落。还要防备警察再来抄家。大姐被公安折磨得奄奄一息，回家后在她细心照料下，大姐很快恢复了健康。
光被动的去承受迫害显然不是个办法，冯小敏自学法律知识，打电话、写材料，还到公安各部门去投诉，告诉他们如果姐姐有什么不测，他们必须负全部责任，并要求释放姐夫王宏斌。
冯晓梅恢复健康后，也到处奔走呼吁为丈夫鸣冤。为了阻止她上访，警察们用尽了一切手段，打电话恐吓，谣言中伤，甚至还企图绑架年少的博儒。冯晓梅不得不带着儿子流离失所，靠打工赚钱抚养孩子。
姐夫王宏斌去世
（文质彬彬的王宏斌）
王宏斌是石家庄公安局一直在监视的“重点”法轮功学员。为了逮捕他，石家庄610的马文生已经跟踪，监视了他一个多月了。他们希望年末能搞出个“大案要案”来发发奖金。
王宏斌被抓到石家庄市双环宾馆后，石家庄市公安局逼王宏斌在已写好的口供上签字，这份口供上声称，王宏斌给过吕新书老师三张有关法轮功的光盘。这是中共公安们惯用的手法，一旦王宏斌违心的签字，那么这份材料就会用来给其他法轮功学员施加压力，让他们承受迫害。
王宏斌听到隔壁吕新书老师被酷刑的惨叫，十分心痛。他拒绝签字并要求和吕新书老师当面对质。警察们恼羞成怒，罚他赤脚站在地上，给他上背铐（两手一个从肩上过去，一个直接背过去硬用手铐铐一起，据说是对付重犯人用的），还不停对他拳脚相加，咒骂讥讽，不给饭吃，却诬陷他绝食，找理由对他强行灌食。
王宏斌所承受的酷刑之一——背铐（演示图）
王宏斌承受的酷刑之二——灌食
一起被绑架的几名法轮功学员都受到了酷刑的折磨，吕新书老师的老伴被打晕，耳朵失聪，折磨得浑身发抖，十分虚弱，才被放回。同时被抓的杨建美脸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最后，吕新书被非法判刑8年，杨建美被非法判12年，被关押在保定监狱。王宏斌被非法劳教三年，关押在石家庄市劳教所二大队。
据公安内部消息，王宏斌被非法劳教三年一结案，他们得奖金5万元。
王宏斌在劳教所两年从来没让他们夫妻见过面，期间遭受过种种的精神和肉体迫害。比如长期不让睡觉。有一次他实在太困了，睡着了，管教警察指示犯人用打火机将指甲连根烧掉；还有一次他被单手吊铐在窗户的铁栅栏上，双脚离地三天三夜，管教指示的犯人在边上拿棍子看着，只要脚一挨着墙，就敲打脚踝；因为王宏斌不放弃信仰，被“严管”，不仅不准妻子冯晓梅探视，还试图在冯晓梅探视丈夫的时候将她也扣押起来。
王宏斌承受的酷刑之三——吊挂
在长期紧张压抑的环境中，在严酷的折磨下，王宏斌日渐虚弱，剧烈的哦咳嗽，瘦弱的脱了相。2003年初，医院体检说他得了“胃病”。劳教所的警察们隐瞒病情，依然不准探视，还拒绝办理保外就医。直到看到他真有生命危险了，为了推卸责任，才找借口提前放了他。
历尽种种磨难的王宏斌刚刚39岁就已白发斑斑，他常一个人发呆，身体日渐消瘦，咳嗽加剧，于2003年10月9日晚，离开了人世。
（曾经朝气蓬勃的王宏斌）
他的同事、街坊邻里、亲朋好友都非常悲痛，那位曾经因为他们夫妇相让而分到房子的老同事放声大哭，他的妹妹哭诉：“他们怎么这么狠啊，我的哥哥对谁都好，是好人啊！”这一点就连看管过他的一些警察都叹息：“王宏斌是个大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