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7-17 14:40:07作者：
有数据称，自1978－2002年底的25年里，中国58万余人出国留学，截至目前，只有15万人回国工作。学者张峰在《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蓝皮书中针对这一现象撰文指出，中国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长期下去，将威胁整体人才及经济安全。
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留学运动发展之快、留学生人数增长之多、留学生覆盖国家和地区的面积之广，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全球也引人注目。据统计，从全球看，中国出国留学生人数已稳居世界首位，2004年度多达11.47万人。可以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学生出国留学，尤其是本科生数量将会迅速增加。
伴随着大规模的留学运动，留学生学成不归始终是政府关心、社会议论的话题。那么，出国留学不归国，就属于人才流失吗？这个结论似乎过于简单。它预设了，人才是国家的一种资源，国家的一笔财产。这个预设在现代社会是不能成立的。公民不是国家的财产，出国留学者也不是国家的财产。相反，留学生首先是一个自主的人，有权根据他自己的判断，追求他自己的幸福，寻求事业发展的机会，包括在国外完成学业之后留在该国。
当然，对此应当略加细分，即区分公派留学生与自费留学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公派留学生是国家提供机会以及部分或全部费用，因而公派留学生理应在学成之后回国效力。但对于自费留学生来说，就不存在必须回国这样的强制性义务。如果一个人是自己寻找到留学机会，并没有获得国家的任何资助，则在其学成之后就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回国。
而根据官方数据，1978年到2005年，全国公派留学的回国比例是70％以上，1996年到2005年，公派留学人员的回国率是97.02％，比例在逐渐上升。若这个数据可信，则可以推断，大部分学成未归国者是自费留学生，对于他们作出的人生抉择，人们不应予以道德指责。
事实上，留学生学成不归，在发展中国家是普遍现象。人们当然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这种现象，但不管如何，留学人员的个人自由都是最重要的价值，不应被研究者忽视。将这个问题提高到经济安全的高度，似乎就只从国家这一单一角度考虑，而没有考虑留学人员的个人自由。
因此，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是否回国，本就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当然，从本国知识、文化、经济发展的角度，如果有更多留学人员回国，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事。为此，各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及政府都可以采取某些措施，适当予以鼓励。
近年来，此类激励措施确实不少，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及各级政府期望借此营造吸引留学人员的小环境、大环境。但这些措施似乎存在两大偏颇。第一，对于吸引留学人员回国过于急切，所采取的措施过于优惠，人为地在机构内部造成了留学人员与本土培养学者之间的不平等。过于优惠的激励政策也诱导相当严重的寻租行为，也即，有些学者主要是为了获得这些优惠政策而回国。近年来国内大学不时爆出归国者假造学位、科研成果的丑闻，就与过于优惠的吸引政策有关。
第二个偏颇是，各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和政府热衷于出台物质性激励措施，却疏于改善大学的学术软环境。若干大学都出台了年薪百万聘请归国教授的计划，大学、政府也积极地为留学归国人员的子女上学、家属就业提供便利。这些物质激励措施当然是必要的，但对于吸引留学生回国，未必就是最重要的因素。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的软环境。
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有2/3留学生归国效劳，1/3留学生滞留国外，中国留学生的比例却相反，只有1/3归国。如果考虑到中国经济本身在快速增长、提供的机会并不算少，则这种反差就更醒目。为什么会这样？最近因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引发各界对内地大学体制的反思，似已揭示了部分症结。内地的大学、科研机构有没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学者是否享有自治的权利？他们能否不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比如能否摆脱复杂的人事关系，专心进行学术研究？若干年来，大学、科研机构在这方面没有进行多少改善尝试，学术环境反而因为行政化、商业化而日趋恶劣。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指望留学人员乐于归国开创自己的事业？
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留学运动发展之快、留学生人数增长之多、留学生覆盖国家和地区的面积之广，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全球也引人注目。据统计，从全球看，中国出国留学生人数已稳居世界首位，2004年度多达11.47万人。可以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学生出国留学，尤其是本科生数量将会迅速增加。
伴随着大规模的留学运动，留学生学成不归始终是政府关心、社会议论的话题。那么，出国留学不归国，就属于人才流失吗？这个结论似乎过于简单。它预设了，人才是国家的一种资源，国家的一笔财产。这个预设在现代社会是不能成立的。公民不是国家的财产，出国留学者也不是国家的财产。相反，留学生首先是一个自主的人，有权根据他自己的判断，追求他自己的幸福，寻求事业发展的机会，包括在国外完成学业之后留在该国。
当然，对此应当略加细分，即区分公派留学生与自费留学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公派留学生是国家提供机会以及部分或全部费用，因而公派留学生理应在学成之后回国效力。但对于自费留学生来说，就不存在必须回国这样的强制性义务。如果一个人是自己寻找到留学机会，并没有获得国家的任何资助，则在其学成之后就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回国。
而根据官方数据，1978年到2005年，全国公派留学的回国比例是70％以上，1996年到2005年，公派留学人员的回国率是97.02％，比例在逐渐上升。若这个数据可信，则可以推断，大部分学成未归国者是自费留学生，对于他们作出的人生抉择，人们不应予以道德指责。
事实上，留学生学成不归，在发展中国家是普遍现象。人们当然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这种现象，但不管如何，留学人员的个人自由都是最重要的价值，不应被研究者忽视。将这个问题提高到经济安全的高度，似乎就只从国家这一单一角度考虑，而没有考虑留学人员的个人自由。
因此，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是否回国，本就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当然，从本国知识、文化、经济发展的角度，如果有更多留学人员回国，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事。为此，各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及政府都可以采取某些措施，适当予以鼓励。
近年来，此类激励措施确实不少，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及各级政府期望借此营造吸引留学人员的小环境、大环境。但这些措施似乎存在两大偏颇。第一，对于吸引留学人员回国过于急切，所采取的措施过于优惠，人为地在机构内部造成了留学人员与本土培养学者之间的不平等。过于优惠的激励政策也诱导相当严重的寻租行为，也即，有些学者主要是为了获得这些优惠政策而回国。近年来国内大学不时爆出归国者假造学位、科研成果的丑闻，就与过于优惠的吸引政策有关。
第二个偏颇是，各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和政府热衷于出台物质性激励措施，却疏于改善大学的学术软环境。若干大学都出台了年薪百万聘请归国教授的计划，大学、政府也积极地为留学归国人员的子女上学、家属就业提供便利。这些物质激励措施当然是必要的，但对于吸引留学生回国，未必就是最重要的因素。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的软环境。
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有2/3留学生归国效劳，1/3留学生滞留国外，中国留学生的比例却相反，只有1/3归国。如果考虑到中国经济本身在快速增长、提供的机会并不算少，则这种反差就更醒目。为什么会这样？最近因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引发各界对内地大学体制的反思，似已揭示了部分症结。内地的大学、科研机构有没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学者是否享有自治的权利？他们能否不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比如能否摆脱复杂的人事关系，专心进行学术研究？若干年来，大学、科研机构在这方面没有进行多少改善尝试，学术环境反而因为行政化、商业化而日趋恶劣。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指望留学人员乐于归国开创自己的事业？
